忆胡乔木：收集江青恶行材料交给邓小平

这是一九七四年深秋，"文革"进行到了第八个年头，国家已被"四人帮"拖入灾难深重的泥潭。在我熟悉的文艺界，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泱泱大国只剩下一个作家，一个诗人；戏剧家们都不敢写戏和演戏了，八亿人民翻来覆去地看八个样板戏。"四人帮"却利用独霸的两报一刊，高举批判利器，批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批无标题音乐，批晋剧《三上桃峰》，批《一匹枣红马》……总之，只要是违背他们的意愿，什么出来批什么。人民群众喜爱的电影，被批得体无完肤，全部被打入冷宫。电影院只放映几部狂热的进口片，剩下的就是没完没了且弄虚作假的《新闻简报》。我认识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着名导演严寄洲，他是在一二〇师战斗剧社成长的，解放后拍过不少歌颂革命战争的好影片，但他不听江青的话，不按江青的意图拍他们要的那种东西，她开口就骂："严寄洲这个王八蛋，把他抓起来！"那时，画家们也不能画画了，中国画原本注重写意，在表现手法上有泼墨一说，他们非说那些画乌突突的，是在诬蔑社会主义一团漆黑。只允许满世界张贴毛主席画像和语录，刷大标语。我们这么大、这么悠久的一个文明古国，完全被淹没在汹涌澎湃的"红海洋"里……

正是在这个时候，乔木同志郑重地对我说："捷生，你看出来了吗？江青他们批这批那，整天说战斗从未有穷期，那是对着周总理和小平同志来的。"这年周恩来总理重病在身，毛主席让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工作，打破了江青当"红都女皇"的美梦。我说："怎么没有看出来？他们把'评法反儒'变成'批林批孔'，林彪是死老虎，孔子死了两千年，除了批周总理和小平同志，还会批谁？"说这些的时候，我们心情沉重，都感到斗争形势的激烈和险要。乔木同志又说："捷生，你认识的作家、诗人和艺术家多，敢不敢把文艺界的这些情况收集起来，写成材料交给我。我想办法再递上去。"听到此言，我大为震惊，身上的血呼的一下往上涌。你想，那是一个什么年代？许多人动不动就被打成反革命，被残酷专政，抓去坐牢、杀头的也不在少数。乔木同志这样一个失去自由和工作权利的人，却想着把江青的恶行丑态报告给毛主席，需要多大的胆量和魄力！那年我不到四十岁，也是憋着口气，无所畏惧，立刻回应说："为什么不敢？把这个国家搞垮了，大家完蛋。现在连您都看不过去了，敢于和他们斗，我一个小小的老百姓，怕什么？充其量也被抓去坐牢。"乔木同志很满意我的回答，说："那好，但也不能傻大胆，一个人单打独斗。即使坐牢，不是还有我顶着嘛。"接着，他告诉我收集江青的材料，除了要注意安全外，还必须遵守三条原则：一是要事实清楚，证据确凿，不能道听途说；二是要反映人民群众最迫切最真实的呼声；三是不能涉及国家机密。我说："乔木叔叔，我不是个鲁莽的人，知道做这件事有多么危险，多么厉害，回去一定找几个可靠的朋友一起干。假如被他们发现了，我英勇就义，决不连累别人。"乔木同志笑了，说："可以做最坏的打算，但也未必，毕竟他们不能一手遮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