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毛泽东没出国留学的真相 受一人影响信仰马克思

毛泽东由于时刻惦记着母亲的病情，"不得不赶回服侍"以及"有生一日，皆伴亲时"的想法，使之在新民学会诸友赴法留学前夕，因母亲的病以及后来的逝世成了他不出国的重要原因。

原因之二：受到胡适之先生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上的原因，毛泽东与胡适的关系一度被歪曲或有意地秘而不宣。随着思想的解放和学术研究的更加开放，也得益于许多原始资料的整理和公开，他们之间的关系渐渐明朗起来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也变得众所周知了。长征胜利后，毛泽东在延安接受斯诺的采访时说，五四前后，"我非常钦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已经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为我们的楷模"。像五四时期的许多青年一样，在青年毛泽东的心目中，胡适与陈独秀是有着特殊魅力的人物，甚至是他崇拜的对象。陈独秀对毛泽东的影响说，最大的一点就是毛泽东在他的影响下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至于胡适，却有着对毛泽东不出去留学的影响。

1918年8月，毛泽东应在北大任教的杨昌济之召到北京，随后入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同时旁听胡适的课，成为胡适的学生。"这期间，曾与在京的新民学会会员，邀请蔡元培、陶孟和、胡适分别在北大文科楼谈话，主要谈论学术和人生问题"。毛泽东1919年7月在长沙创办《湘江评论》，与此同时，胡适在北京的《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名文，从而挑起历史上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从当时的历史看，青年毛泽东更趋向于胡适的观点。原因是胡适对当时并非名人的毛泽东有较多的关注，这对青年毛泽东来说似乎遇到了"知音"，甚至有点"受宠若惊"了。毛泽东把自己主编的《湘江评论》如期寄给胡适，胡适在1919年8月24日的《每周评论》第36号上撰写有《介绍新出版物》(署名"适")一文，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并表示支持湖南的学生斗争。尤其令毛泽东感动的是，胡适不但对毛泽东登载在《湘江评论》上的一篇文章《民众的大联合》大加赞扬，说该文"眼光远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重要文字"，而且还对毛泽东本人褒奖有加说，"武人统治之下，能产生出我们这样一个好兄弟，真是我们意外的欢喜"。对胡适颇感有知遇之恩的毛泽东响应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的号召，在湘潭起草了《问题研究章程》，寄给北京的邓仲夏，刊发于10月23日的《北京大学日刊》。该《章程》中所列的大小144项问题，是对胡适所提问题的细化，思路与主旨与胡适基本一致。

1919年12月18日，毛泽东第二次去北京。这次是他为"驱张"而去北京联络的。在北京，他代表新民学会上书胡适，争取胡适对湖南学生的支持。对这件事，胡适晚年回忆说："毛泽东在湖南师范毕业后到北平，他和五个青年上书于我，--这封信，……在抗战期间，……烧掉了。"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去上海。回湖南后，他即给胡适寄了一张明信片，片中有"适之先生，在沪上一信达到了么？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有蓬勃之象。将来湖南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之处)……"这么几句，落款是"毛泽东寄寓长沙储英源楚怡小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