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从上海到重庆，战时双城记

经过1938到1939年繁荣的顶点之后，租界开始逐渐有了萧条的趋势，1939年爆发在欧洲战场的战争导致大批租界的欧美侨民回乡参战；供应到上海的原料和产品也日益短缺，商业的繁盛不如往昔，政权的动荡让人们愈发不安。相较于租界内胜负未明的政局，属于华界的南市、闸北、浦东则在沦陷的命运中更早地进入了看似平静的状态。1940年6月30日，在饶家驹离开上海半个月后，难民委员会不再继续收留和救助难民，安全区就此关闭。

1941年12月8日，一个细雨蒙蒙的早晨。"上午10时左右，日军从苏州河各桥梁分路进入公共租界，东自外滩外白渡桥起，西迄西越界筑路地段，每一道街口都有日军放哨。这些日本兵有的戴眼镜，有的蓄着短短的胡子，有的在抽香烟，一律都是横枪而立，不声不响，就像木雕泥塑的人儿一样。"陶菊隐记下了日军开入公共租界后的第一个镜头，最后的孤岛也在战争的漩涡中消失了。这导致了上海的人口、机构在战争初期大量迁徙之后的又一波逃难潮--去往香港或者更广阔的大后方。当然，有更多的人仍然留在当地。这场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会如此漫长的战争，距离它兵荒马乱的开局，已经过去了好几个年头。

陪都重庆：新的地域与阶层

战前，包括重庆在内的广大西南地区，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远远落后于发达的东部沿海与长江中下游一带，与国家的命运、与世界的关联，处在一种更加模糊不清、自成天地的格局之中。"战前重庆社会与人际关系中，最突出的是'袍哥'组织的存在。就是来往黑白两道、行走江湖的帮会组织。"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郝明工告诉记者，"重庆在抗战前人口不到40万，其中参加袍哥组织的有七八万，加上家属就占了重庆人口的大部分。"袍哥行事，重在"拜码头"，讲义气，江湖之上，你来我往，彼此关照。这种带有原始落后性质的帮会组织，根源在于旧时川人生活中人际互助的需要。巴蜀既一时为中央政府鞭长莫及，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更远未深入民众心中，可以说，直至抗战爆发之初，仍是那些传统的义理人情、粗犷豪放的人际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重庆社会转运的内部肌理。然而动地而来的鼙鼓，即将从根本上改变和重塑这座古老的山城。

"抗战刚爆发的时候，我们家住在渝中区大溪沟马路边一个三层的小楼房里。报馆经常发号外讲战争的消息，晚上总听到'号外、号外'的声音。我们都很关心，又懒得下楼，就把准备好的钱放在竹篮子里，用一根绳子从楼上吊下去，报贩子取走钱，把报纸放在篮子上，我们再拉上来。那时候许多人家都这么做。"92岁的老教授尹从华记忆中的这一幕有一种奇异的生动，如在目前。黑暗里悬在半空中的竹篮像一个隐喻：游离于中心之外的偏远后方，在摇摇晃晃的悬置状态里终于也要不可抗拒地被卷入战争的汪洋大海。

这一切，伴随着国民政府1937年11月20日宣布移都重庆而加速到来。

大量的政府机关、工矿企业、教育机构迁入重庆，源源不断的外地人口溯江而上。日军的飞机和炸弹也随之而来，从1938年初起对重庆进行了长达5年之久的轰炸，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切身地意识到战争如此真实地降临了。"刚开始被轰炸时空军军官学校就来招生，大家都激情高涨，我们学校一个程姓的同学报名并且考上了。他走的时候，同学们给他开了盛大的欢送会。"尹从华当时在天主教会创办的明诚中学读初中，他还清晰地记得欢送会结束之时，人人高唱着校歌："强权公理，弱小总被欺侮，唤醒同胞睡梦，振作精神，德智体美，四育并重……"

重庆在"非常态"中成了政治动员、文化教育和经济生产的中心，大量的"下江人"和本地人改造着这座城市，这种改造也辐射到大后方的整体面貌。1938年10月，行政院决定重庆市按特别市规格设置机构，市政府将工务科扩编为工务局，总揽各项市政公用事业的开发与管理，主管范围较战前大为扩展。工务局建立以后，勘探、设计并公布了"城市道路网计划"和"市郊道路建设计划"，修筑新路，使市区形成经网交织的道路系统。新辟的道路有民生路、和平路、五四路、大同路、中华路、临江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重要的商行、金融部门集中在这里，形成城市最繁华的商业地带。同时市区两路口以西，形成了包括杨家坪、沙坪坝在内的城市新区。水、电、轮渡、房屋建筑等市政基础设施建设也相应发展了起来。

为了躲避轰炸，也由于原来的城区无法容纳大量涌入的人口和机关单位，重庆市1939年2月成立了紧急疏散委员会，将人口疏散向长江嘉陵江上下游及成渝、川黔两公路旁各县县城及附城地带，划江北、巴县以及北碚、璧山、合川、綦江为疏散区，重庆的市郊发展迅速，形成了一批以厂矿企业、机关学校聚集的卫星城镇。1939年9月，重庆市辖区由过去的六区增加到十二区。抗战爆发前重庆城区面积只有187平方公里，抗战结束后扩展到328平方公里。

疏散过程中，市政府曾令中央、中国、交通、农业四大银行沿成渝、川黔路两侧大量修建平民住宅以应对爆炸式的人口增长，但根据当时的《国民公报》记载，房屋仍然供不应求："江津、叙府、宜宾、綦江、合川等县最近房屋租赁一空，市面亦异常热闹，顿形活跃。""重庆最典型的民居就是竹篾子编成墙，然后敷上泥，刷上白石灰。"郝明工说。在重庆城区沿江修建了大量的"棚户区"，这类房屋易燃性极高，人口居住密度又大，在大轰炸当中伤亡损失最为惨重。然而这类房子"原料易找且便宜，炸了建，建了又被炸"。不仅重庆当地诸多穷苦的码头工人、车夫、挑水工人、船夫等普通市民住在这样的房屋中，不少有公职的"下江人"如大学教师、作家、职员也同样住在这样的房屋里，"雅舍"就是作家梁实秋对他居住的陋室的戏称。

大量的学校都迁往市郊，复旦大学在北碚，中央大学在沙坪坝，政治大学在南温泉。不少中小学也都纷纷搬离市区，借住当地破烂的房屋作为校舍。尹从华1940年在四川省立重庆中学读高中，随校迁到长寿，学校用江边的两座破庙当校址。"把庙里的菩萨搬走，大殿就作礼堂，偏殿作为教室。没有电灯，早晚自习就用桐油灯照明。学校只有男生，又在庙里，我们都自嘲是'和尚学校'。"而到了1943年他入读政治大学法政系时，条件也没什么改善。"木板踩上去咯吱咯吱响，房子斜了就用一根木头撑着，竟然几年都没有塌。"尽管条件艰苦，但师生们都没有怨言，当时的国民政府先是贷款给从沦陷区来的学生，后来又统一变成全部公费。"所以尽管我们住得很差，吃的是里面有很多稗子、糠壳、泥沙和石子的'八宝饭'，也并不埋怨。"尹从华的记忆里，学校内外都洋溢着一种向上的热情，"据说曾有一枚炸弹掉到了南温泉的校区，所幸没有人员伤亡，只炸出了一个大坑，当时又把坑挖成荷花池，取名字叫'和平池'。"

陪都重庆被改变的，不仅是城市的面貌和地界，还有眼界、心理和见识。来自外省的"下江人"、选址市郊的学校和工厂以及因此居住在当地的师生与职员，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交流与新鲜体验。任教于美国费尔菲尔德大学的重庆人李丹柯曾经对在重庆的多名女性做过战时生活的口述采访，在她们的回忆当中，除了战争的苦难之外，还伴随对新的世界的发现。下江妇女们把沿海地区和发达城市的新式旗袍、花裙子、口红、烫卷的头发以及尼龙裤袜带到了重庆，对本地人而言，这些新兴时髦的产品都是现代物质文明的象征。"每到周日，许多下江人就把他们那些稀奇玩意儿拿到集市区，摆地摊叫卖，有收音机、照相机、手表、自来水笔、西洋布料等等。对于我这个一直都生活在相对落后的重庆农村地区的乡下女孩来说，一下子看到这么多稀奇玩意儿，实在是大开眼界。我第一次认识到，在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化能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些什么。"当年的女学生朱淑勤这样对李丹柯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