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从上海到重庆，战时双城记

文化上的改变更加潜移默化。这一时期在重庆出现的大量报刊、书店、文化活动提供给人们更多了解外界的窗口。从南京搬来的中央书店、拔提书店、正中书局、军用书局，从上海分来的生活书店、上海杂志公司，从汉口分来的新生书店、华中图书公司先后迁至重庆，一时间集战时读物之大成。"当时沙坪坝一带生活书店、新华书店有很多进步的刊物和书籍，三民主义的文化是主要的，但不是全部，《新华日报》，以及一些共产党方面的新书也能读到。"尹从华在那时候读了不少书，包括"很多西方资产阶级进步文明的书，还有《大众哲学》、邹韬奋的《萍踪忆语》、郭沫若的青铜史研究和历史剧作等等"。齐邦媛也曾经回忆，她的父亲齐世英1941年春在沙坪坝设立时与潮书店，齐备古典作品及战时能搜集到的各种书刊，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欢迎学生翻阅，有的书甚至翻破再补，成了一座最"跟得上时势"的图书馆。

精神上的充实当然并不能填补物质的匮乏和经济的拮据。"如果1937年以物价指数100来衡量，到了1945年则涨到了15.6万。"西南大学抗战大后方研究中心教授谭刚仔细分析过战争时期重庆物价飞涨的情况，"1937到1941年间城市经济较好，物价还算平稳，但是1942年之后恶性通货膨胀愈发严重。"以大米为例，1937年6月每石大米的售价是13.03元国币，到了1942年6月，则涨到了531.70元；猪肉的售价则从每担24元涨到了900元，用来做衣服的阴丹士林布每匹从13.70元涨到1161.70元。当时居住在重庆的"文协"主席老舍写道："四川的东西不再便宜了，而是一涨就涨一倍的天天往上涨，我只好经常穿着斯文扫地的衣服了。我的香烟由使馆降为小大英，降为刀牌，降为船牌，再降为四川土产的卷烟--也可美其名曰雪茄。别的日用品及饮食也都随着香烟而降格。"

至于更普通的民众，生活状况可想而知。"在抗战后半阶段，通货膨胀严重到了极点。到发工资那天，如果校长一早就把钱发给了我们，我们一个月的工资就能买到一斗米。但是，如果校长去参加朋友的宴会，又去打麻将，直到下午很晚才回来，等我们拿到工资时这点钱就只能买两升米了。"从湖北逃难来的刘群英靠教书糊口，却完全无法维持自己及家人的生活，最夸张的时候，"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到一个牛肚"，她只能去偏远的地区帮人洗衣、做清洁来赚取外快。

随着经济压力的日趋沉重，大量在本地人眼中受过良好教育、有着体面社会地位的"下江人"，竟也一天天趋近穷困潦倒的边缘。巴金的小说《寒夜》写了一对大学毕业、逃难至此的年轻夫妇如何在物质与精神的困境中挣扎，并且这两方面的困境还能够互相催化、互相加深--这并非纯是文学家的向壁虚造，在现实中，就连著名的戏剧家洪深也因为生活贫困，一家三口服毒自杀，经抢救才脱险。于是，随着战事似乎看不到尽头的绵延，少数仍能维持奢华生活的社会上层与越来越难以维持基本"体面"的社会中下层之间的区隔日益凸显，而"下江人"与"本地人"之间本来一目了然的区别，反而变得模糊起来。在大家一起分享着的种种艰险与困苦中，某种新的联结正由共同的命运塑造出来。这些艰险里，最富有象征意味的，大约便是"跑警报"。

谭刚把防空洞作为观察重庆战时阶层和社会生活的空间。因为长年的轰炸，"跑警报"成为重庆市民最习以为常的战时状态，尤其在日军实行无差别轰炸的1939到1941年，重庆人把上午10点到下午15点称为"防空洞时间"，在雾季到来之前，每隔几天就要跑一次防空洞，甚至在其中过夜。在此期间，重庆防空洞的数量从1938年的166个增至1942年的1603个，容量也从1938年的33287人增至1942年的427673人。"但有很多私人防空洞是很难统计的，它们都是有钱有势的高官巨贾修的，连当时的警察局也没有权力入内调查。"谭刚说。

防空洞分为公共防空洞和私人防空洞两大类：公共防空洞供普通市民使用，也被称为市民洞；私人防空洞包括专供机关团体职工及其家属使用的机关洞和专供家庭使用的个人洞，洞内设施状况差别极为悬殊。公共防空洞的设备和卫生条件大都较差，《大公报》上一篇署名藜野的文章曾经详细描述这类防空洞："没有座位，人们挤得厉害，到处往外冒水，有时从上面滴到人脸上。"且常常臭气熏天。而机关洞则"建筑、设备都相当坚固而周全，地板、座位、电灯、电话……都有"。私人家庭所用的防空洞甚至还随时备有水果、牌桌，以供休息和消遣。

在公共防空洞里，会聚了形形色色的市民群体，有学校师生、医生律师等职业群体，更多是工人、手工业者、商店店员，甚至乞丐、娼妓和无业游民。"人们在里面交换信息，打牌、下棋，甚至还有人在里面做生意。"谭刚翻阅当时的报刊，发现有不少记录人们的防空洞生活：《申报》记者看到有做小生意的人在洞里售卖鲜果汁、葡萄、西瓜、桃子、花红、苹果，还有一种"手摇通风机"卖得相当好，因为洞里人多拥挤，空气不畅，这竟也成为一种商机。甚至还有人在洞里面开茶馆，黄济人在《老重庆：巴山夜雨》一书中以一种川人独有的幽默写道："在这样的茶馆里，夏天空谷来风，凉爽宜人，入冬洞居自暖，方桌靠椅，金船瓷杯，慢拂碗盖，品味毛尖香茗，再听听评书，看看谐剧，也算重庆淳朴遗风里面一道靓丽的风景。"在日军实施疲劳轰炸的阶段，不少报馆、工厂移到防空洞中开工。《大公报》迁到重庆后，在不远的左侧山下凿有两个防空洞，一个安排印报机，一个专供职工防空之用。这样即使遇到空袭，只要排字房把版排好，送入防空洞打版上机，也能出报。在日机频繁轰炸的1941年的9月，重庆《大公报》发行数仍达3.5万多份。总编辑王芸生说："在我们的防空洞内，编辑照样挥笔，工友照样排版，机器照常印报，我们何尝少卖了一份报？"

国民政府也意识到"防空洞时间"对于抗战动员宣传的重要性，并试图以某种方式加以运用，以对民众进行战时教育。1940年6月重庆市防空洞内遍贴有《空袭时之国民信条》十条，写满了"我们有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我们绝不畏惧慌张"；"敌人愈滥炸，我们的胜利愈接近"等标语。同时还在市区较大的防空洞内放映幻灯影片，暴露敌人罪行，同时开放留声机，教市民以抗战歌曲，并派员报告时事新闻。

政府的宣传固然充满正确的辞令，并收到了某种成效，但是对于因被空袭骤然会聚到一起、拥挤在防空洞内、度过一次次似乎无尽绵长的等待的人们来说，他们所承受的共同的苦难，才是拉近他们彼此的距离，并创造出某种新的认同的真正因素。"是空袭才使我忘记了富人、穷人，接近我和围绕我的人们的缺点。是空袭才使我觉得真正是一个中国的公民。"林语堂之女林无斯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