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中国Style：欧洲扩张与东方寻梦

耶稣会教士也不甘其后。16、17世纪的宗教改革运动简化了宗教仪式，关闭了大量的修道院，教会财产被没收，世俗政府又将宗教事务掌控在自己手里。为了挽回局面，罗马教廷一方面建造豪华的巴洛克风格的教堂来彰显天主教会的神圣，另一方面则加紧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印度等地传教，以期弥补教会在西方遭受的损失。

而那些受到宗教迫害的失意者，被指为宗教异端，根本无法在家乡安身立命，也只得铤而走险，期望在新发现的土地上为自己谋得一个居所。

这些人共同组成了一支向海外扩张的欧洲近代骑士团，他们就像塞万提斯笔下那个视风车为妖魔并与之作战的堂·吉诃德一样，准备仿效古代的亚历山大，通过再一次对东方冒险，实现自己的欲望。尽管塞万提斯本人一再声明，他写《堂·吉诃德》只是为了讽刺当时盛行的骑士小说，但事实上，他"把骑士小说的那一套扫除干净"的真正用意，就是要批判正在出现的咄咄逼人的近代骑士。按照他的说法，近代骑士命运多乖，正如那个50多岁的穷绅士堂·吉诃德一样，满脑子尽是游侠冒险的荒唐念头，一直要到临终前，才回光返照幡然悔悟。

到东方寻梦

尽管为欧洲扩张而组建的近代骑士团形形色色，但到东方寻梦却自始至终是这一活动的主旋律。

马可·波罗的游记无疑是诱使东方梦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为欧洲描绘了一个遍地黄金的中国，尽管其中的用词明显言过其实，但他提到"黄金"的频率却足以引起我们的关注。有人统计过马可·波罗花费在黄金白银上的笔墨，发现这些描述远远多于他对其他西方畅销品(比如香料和丝绸)的关注。他说，一眼望去，中国国都的皇宫"到处都是黄金与壁画"。他还曾见过苏州人在过年时挂的一种四英尺大小的灯笼，做灯笼用的材料是黄金、白银、珍珠、宝玉……

马可·波罗演绎的这个中国梦，点燃了欧洲对中国的热情。李伯庚告诉我们，1492年，哥伦布起航前，就曾读过刚刚出版的《马可·波罗游记》。根据他的航海日志，我们发现，他经常挂在嘴上的正是黄金和珍珠，做的是如何在中国做生意发财的美梦。不过，哥伦布虽然注意到中国的东方是海洋，其中有许多岛屿，但却经常把地理方位弄错。当他的船只在加勒比海逐岛前行时，他竟误以为快要到达日本和中国了，可以把西班牙国王签署的信当面交给远东的天朝大汗。

一个航海家尚且做着到中国淘金的美梦，对于商人来说，可能带来巨额利润的瓷器、丝绸和香料自然是他们来到中国的主要动机。商人若望·达恩波利在1515年11月15日从马拉巴海岸的科钦寄出了一封信，他希望欧洲人相信，中国有经商的习惯，是世界上最富饶的地方。与其相比，"我们不过是个零"，"这块土地盛产细白的丝，每坎塔罗(Cantaro)价值三十铜币。那里来的东西令人惊叹；说老实话，这里(指欧洲)有的都不算什么。"

到中国开创新局面。欧洲的宗教改革，使天主教会损失惨重。罗马教廷期望通过向东方传教，为教会赢得一个新局面。在此背景下，以意大利人利玛窦为代表的传教士们陆续被派往中国，奠定了耶稣会在华的基业。右图是清中期西方画家笔下的浙江普济寺，寺前的十字架表明此地正深受西方教会的影响。

不难想象，达恩波利形容的那些令人惊叹的新奇的中国商品，一到欧洲便大受欢迎，李伯庚说："欧洲的海运商人在印度和中国海岸建立了一连串的商站，各种香料和中国的茶叶、丝绸、瓷器等满足了欧洲人的需要，又刺激起了更大的需求。"按照荷兰学者凡·莱厄统计的结果，仅162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要求中国供应的瓷器量就多达6.45万件。即便海路运输风险极大，但只要能把货物平安地运抵欧洲，商人们就能赚得钵满盆满。不过，令他们捉摸不透的是，尽管每年要将大把大把的真金白银"送给"中国，中国却似乎并不领情。葡萄牙商人来华后，在中国沿海一带设立了许多贸易基地，但很快就遭到中国政府干涉，一个个被拆除，只剩下1550年建立在珠江三角洲一个小小半岛上的澳门，因1557年后获得中国当局的认可，才被保留了下来。

与商人不同，传教是耶稣会士来到中国的重要动机。西班牙人方济各·沙勿略于1552年12月在珠江三角洲的上川岛逝世，他留下告诫：要向远东传播福音，必须先从中国开始，他为自己只在广东一个偏僻之地逗留而深感遗憾，期望后来者能够进入中国腹地，了却他的心愿。1601年，这个心愿由利玛窦得以完成。

利玛窦在1582年抵达澳门，开始在那里学习中文。1595年，他从肇庆北上，先后抵达南昌、南京和北京。为了传播福音，他甚至"入乡随俗"地披上了僧人袈裟。除了传教，利玛窦还参与了中国历法的修订，并在1605年5月12日致信罗马阿耳瓦烈慈神父，要求罗马"派遣一位精通天文学的神父或修士前来中国服务。"而他本人对中国儒学也有精深理解，认为儒学的思想目的在于建立"政治清明的国家，本质上没有任何反天主教信仰的要素"。继利玛窦之后，17世纪来到中国的耶稣会传教士殷铎泽，在1662年编著《中国智慧》一书时，收入了两本中国儒家经典译著。这些人和他们的著作，对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国的商品，中国的文化，跟随着近代骑士的东方之旅，被带回欧洲，引起了轰动效应，这就是"中国热"。北京大学主攻欧美近现代史、法国史研究的高毅先生认为，尽管17-18世纪法国文化只在中国留下极为有限的影响，但中国文化却对法国文化机体有着强力渗透。以瓷器为例，早在1677年，法国人夏尔丹就在布撒诺开设瓷厂，试图仿制中国青花。18世纪初，法国耶稣会士殷弘绪在中国瓷都景德镇住了整整10年，说是在传教，实际上是在做"工业间谍"，搞了大量有关瓷器生产的情报，并随同制瓷原料标本一起寄回法国。位于塞夫尔的王家工场遂根据这些资料积极改进技术，终于在1769年烧出了硬质瓷器。除瓷器外，中国的园林艺术、审美情趣、生活方式都对法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法国启蒙哲人狄德罗曾赞美儒学"只须以理性或真理，便可治国平天下"，而伏尔泰则赞赏中国历史著作的可靠性，称"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无论如何都是"世界上最公正、最人道"的民族。

不过，我们也不能忘了欧洲人探险的另一个原因--寻求拓展海外疆土的机会，为此目的，他们常常需要把被探险地区的人们塑造成原始的、未开化的形象，以此来刺激对这些地区的征服。这种几个世纪都无法抹去的偏见，也同样被移植到对中国人的描述中。在一封1515年6月6日寄给朱利亚诺·美第奇公爵的信里，一个叫科尔萨利的人就形容中国人"面部丑陋，眼睛很小"。在宗教信仰问题上，他们也曾试图对中国发号施令，不过显然选错了地点和时机。1701年，教皇克莱门特十一世派遣铎罗作为主教、特使和教廷巡视员，到中国觐见康熙皇帝，在祭祖尊孔问题上大放厥词，导致康熙的不悦。据罗光所著《教廷与中国使节使》，"游畅春园(6月30日)时，康熙面谕铎罗：中国两千年来，奉行孔学之道……将来若是有人主张反对敬孔敬祖，西洋人就很难再留在中国。"可见，在中国国力仍然强盛的时候，欧洲来华的探险之旅，还难以获得像西班牙在美洲那样立竿见影的效果。

至于"中国风"为何会在当时的法国乃至整个欧洲迅速兴起，我与高毅的看法是一致的："中国文化，作为非西方文化的首要代表，却还是注定要成为当时面向世界的法国人的首要关注对象。而中华文明在那个时候也的确辉煌到了极点，非常引人瞩目，只是当时的法国人大多都还看不出来，那已经只是一片灿烂的晚霞。"

当19世纪来临，以强迫贸易的名义施以军事侵略、文化侵略的欧洲人，终于找到了开启中国大门的钥匙--鸦片，"中国风"风光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