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终之战：战后中日历史问题之争

谁在篡改历史教科书？

当年，日本全国采用前7种教材的中学生仍达99%以上，只有0.039%，即仅521个学生使用扶桑社的第八种教材。

再看日本的历史教科书。

二战之前，日本国内中小学的教材都是"国定教科书"，鼓吹日本军人为天皇献身是重要内容，笔者访问过的一些日本老兵都说，他们当初对战争的认识与小时候的教科书关系很大。比如有一篇课文就"图文并茂"地描绘说，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一个日军号手冲锋，直到战死都不肯松开自己手中的号。二战期间各科"国定教科书"几乎都贯穿军国主义思想，语文课、历史课不用说，音乐课学生唱军歌，连数学课也常见"一艘军舰六门炮，十艘军舰共多少门炮？"之类的计算题。

战后初期，因为临时编不出新的教科书，日本中小学的老师拿墨汁把课文中过于露骨的话涂掉，然后继续让学生用，但好奇的小孩仍然会设法看看：到底原来写了什么--这种做法，怎么可能彻底改变下一代的观念呢？

但日本战后教育制度还是发生了重要变化的、1948年教科书由"国定"改为"审定"，也就是说，可以由各个学校的教师自行编写，交文部省审定通过即可出版。于是，一些对战争有反省认识的知识分子开始参与修改修订工作，出现了教科书在反思战争责任时是"改善"还是"改恶"的争议。前者对战争加以反省、谴责，后者则不提反思而百般维护，双方缠斗相当激烈。

1960年，历史学家、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编写的教科书《新日本史》，涉及日军的南京大屠杀、在朝鲜的暴行以及细菌战等细节，日本文部省审定时向其提出修改建议。家永三郎不接受修改建议，于1965年向法庭控告文部省违反言论自由，此后他在思想进步的教师团体的支持下，又分别以日本国家和文部省为对象提出诉讼，三次诉讼均须经过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的三级审理，前后耗费32年。直到1997年日本最高法院裁决：家永三郎编写的教材揭露日军战争罪行的四件事合法，文部省的修改意见违法，但文部省的审定制度合法。

这一场旷日持久的诉讼斗争，深刻地影响了同时期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编纂方针。以1997年的日本史教科书为例：在23种高中历史教科书和7种初中历史教科书中，几乎全部都介绍了南京大屠杀、慰安妇等内容。这可以说是日本中学教科书"改善"最好的一个时期。

随后，极端右翼势力组织反扑，扶桑社2001年编写了第八种初中新历史教科书，是日本历史教育"改恶"回潮的典型。书中颠覆了一些最基本的历史观念，把日本远古的神话当作史实来写，对战争责任也刻意回避或篡改。

战后日本学校对教科书采取地方自主选择的原则，即全国分为六百多个学区，每个学区的教材，由地区教育委员会、学校、教师和家长共同商议决定。当年，日本全国采用前7种教材的中学生仍达99%以上，只有0.039%，即仅521个学生使用扶桑社的第八种教材。2005年，这一"右翼"教材使用比例上升到0.4%，但影响力仍然相当有限，由此可知，尽管这些右翼近年仍不断努力造势，包括派人上街到处赠送所谓"示范本"等，日本大多数家长和老师，对之并不认可。

任何事情都有两个面，其中的差异，一定要搞清楚。换言之，无论对靖国神社的参拜活动，还是对日本历史教科书的篡改行为，我们都不能简单化地理解为"以中国为代表的正义方，与以日本为代表的非正义方"之间的斗争，而要看到那首先是日本社会内部围绕战争责任认识问题的斗争。我们应与反对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民众，与反对使用右翼编写的教科书的日本教师、家长及学生，共同抵制对过去侵略战争行径的翻案。

为了不战而"战"

跟当代的日本学生及其父母辈，需要展开更有建设性的、能相互增进理解的对话，这是目前和今后的重要课题。

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之所以错综复杂，时时触动两国上下的敏感神经，关键是因为政治层面、学术层面及民众感情层面三大因素纠结在一起，而媒体舆论也在不时地推波助澜。

政治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战后日本是否有过反省、道歉？负责任的政治家，原则问题上态度必须明确，1972年田中角荣首相签署的《中日联合声明》，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发表的谈话，都是反省和道歉的明证。只不过有些日本极右翼政客时不时地跳出来胡说八道(日文叫"妄言")，引起我们国内民众感情上的厌恶。对此类极右翼政客的恶劣表现，我们理所当然地要批评。笔者认为，"村山谈话"就是一个标杆，如果日本官方后来提出的新观点、新说法不能超越其高度，还不如不谈，省得有倒退之嫌。

在民众感情层面上，我们现在面对的日本民众，真正手上有"血债"的人几乎都不在了，跟当代的日本学生及其父母辈，需要展开更有建设性的、能相互增进理解的对话，这是目前和今后的重要课题。而学术研究层面，有待解决的问题更多，虽然某些与政治上的判断有关，但更多是学术范畴内的事，应通过学术的深入交流，促进两国间的共识和互信。

笔者想起德法两国合编的三大册教科书《欧洲历史》。德法过去是"世仇"，爆发过多次战争，二战后双方的政治家都认识到，这样继续下去不行。他们成立了一个共同编写教科书委员会，花费长达50年时间，直到2006年终于得以编成出版。

即使是在中东那样多种矛盾尖锐冲突、看似不可调和的地区，有关各国的教师也在尝试合作编写历史教科书，其中就包括"宿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以巴两国合编的教科书，设计风格很花了一番心思：页面两边陈述各自的历史观点，中间空白处则留给学生写下他们的认识。

近年来，中日韩三国的历史学者也在积极合作，先后编写了《东亚三国的近现代史》(2005年出版)《超越国境的东亚近现代史》(2012年出版)等新的历史教科书。在合作过程中，我们也发生过很多学术上的争论，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我们一直在考虑，如何拿出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

我们相信，这样的努力与东亚和平的未来，与抗日战争胜利后七十年间中华民族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持续奋斗，与中国成为在世界上真正受到尊敬及有影响力的大国的长远愿景，大方向上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