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终之战：战后中日历史问题之争

日本主流民意何在？

战后七十年来，日本国内民意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不断在发生变化，也可以说是有所进步的。

战后日本社会对战争责任的认识，确实存在灰色地带，但人们又往往容易把问题简单化，以为日本国内右翼的激进言论，完全主导了当今日本民众的战争认识。

其实，战后七十年来，日本国内民意对那场战争的看法，不断在发生变化，也可以说是有所进步的。

战后不久，由日本皇族牵头，曾发起所谓"一亿人的忏悔"活动，忏悔的主题是：日本为什么会打败仗？日本人在哪些方面努力得不够才导致了最终的失败？这等于完全否认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和责任，并不是真正的忏悔。

二战之前，日本国内反战呼声最强烈的是日本共产党。战争期间，日共主要领导人都被关进了监狱，战后才获释出狱。这些领导人因为反战上的先知先觉，又为此坐过牢吃过苦，社会声望一度非常高，他们很快识破了皇族发起"一亿人的忏悔"的真正意图，率先站出来公开反对。他们指出，真正必须忏悔的是日本军部和政府高层，是他们发动了战争。日共的呼吁，唤起一部分日本民众重新思考战争责任何在，把矛头指向日本的军国主义，应该说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这一阶段，日本一些知识分子也开始对自身丧失了自主性，反而参与鼓吹战争的责任进行了反思，认为日本的知识分子应是"悔恨的共同体"。

这些反思固然是进步变化的表现，但也存在明显缺失：他们是把自己和全体日本国民放在"战争受害者"的地位上，所以要反对战争，却忽视了日本作为"战争加害者"角色应负的更重要的责任。

战时，绝大多数的日本平民在日本国内报纸上，只能看到"皇军"节节胜利的"喜讯"，根本不清楚战争的实际情况，更看不见日军所到之处对别国人民的屠杀和暴行。现在日本国内出版了一批图片集，上面都盖有"不许可"的大印，那就是当年不同程度披露日军罪行，但送审时均被封杀的媒体报道。

中国人大概早在中小学阶段就会逐步了解日本侵华的历史及其制造的种种暴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到日本去时，接触到的六十岁左右的老人，很多人说不久前才得知日本军队曾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犯下严重侵略罪行这么回事，因为他们所处的舆论和公共教育环境，跟中国人完全不一样。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历过那场战争的日本老人越来越少了，80岁以下的人，更几乎没有任何相关印象。

日本国内最早出现对"战争加害者"角色的反省，是20世纪60年代末反越战运动高潮期间。当时日本国内跟世界各地一样，反战和平运动此起彼伏，一些积极参与反战活动的日本人意识到，美国如今在越南的所作所为，跟日本当年在中国及东亚、东南亚国家的行为，不也如出一辙吗？因此，那时候部分日本民众开始更深入的反思。1972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并签署中日两国政府联合声明，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两国的交往逐步频繁，日军侵华期间所犯下的大量罪行，陆续为日本民间社会所知晓。1975年，日本著名左翼历史学家井上清出版了《日本鬼子在中国做了什么？》一书，突出地反映了那个时代日本国内战争认识思潮的变化特点。

从皇族发起的"一亿人的忏悔"，到因战争受害而追究军部及政府高层责任，到"悔恨共同体"，再到"加害者意识"的产生，这就是战后数十年来，日本社会的战争认识所经历的四个变化阶段。

从大局上说，如果没有战后几十年日本国内社会的上述种种进步和变化，很难想象中日双方领导人能坐下来签订和平协议，实现邦交正常化，同时也很难想象在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官方能作出对"过去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等明确的表述。

20年前，即1995年8月15日，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发表战后50年"终战纪念日"谈话，即有名的"村山谈话"。他承认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特别是亚洲各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害和痛苦"，并"对毫无疑问的这一历史事实，谨此再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一诚恳表态，得到了中国、韩国等主要战争受害国，以及日本国内反战和平人士和民众的肯定。

靖国神社参拜背后

靖国神社自成立之日起，就是由日本国家管理的神社，是日本战争兵员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

毫无疑问，"靖国神社"与日本历史教科书，是中日之间这场七十年"未终之战"的两大敏感点。其中的曲折纷争，不是三言两语能够说清楚的。

先看靖国神社。

日本各地共有八万多座各类神社，而靖国神社，只此一家。它的前身是1869年创建的东京招魂社，最初是为了纪念明治维新时期为维护天皇权力而牺牲的3500多名反幕武士。靖国神社内，常常可见作为日本皇室标志的16瓣菊花，这不是一般神社可以使用的。自明治维新至今约一个半世纪，靖国神社内一共供奉了约246万余名战死者的名册，其中尤以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期间最多，超过230万人，名气最大的，就是东条英机等一干二战甲级战犯。

靖国神社的原则是：战死者一旦经过隆重的仪式被安放入内，就失去了其作为个体的存在，所有的阵亡者构成一个抽象的所谓"靖国之神"。所以靖国神社自成立之日起，就是由日本国家管理的神社，是日本战争兵员动员链条中的关键一环，即"征兵--参战--战死--入社--慰灵--教育--再征兵"。二战前及战时，到靖国神社"慰灵"不是一项单纯的宗教活动，日本文部省曾发布指令，要求所有在校学生都要参与，因为彰显英灵精神属于国民义务，与宗教无关。这是典型的军国主义教育程式。

试想，如果没有这样的"激励设计"，一个日本士兵战死了就战死了，没有下文了，很难起到动员作用。战时很多日本兵冲锋之前，都互相鼓励："我们靖国神社见吧！"显然就是自幼受上述教育长期"熏陶"的结果。

战后，驻日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曾想一把火烧掉靖国神社，但遇到来自各方阻力，甚至远在梵蒂冈的罗马教皇也表态说，这是宗教场所，不要毁坏。麦克阿瑟权衡再三，发布了《神道法令》，宣布靖国神社不再是国家神社，只能作为宗教法人存在。不过，靖国神社自身的政治态度，却一直都没有改变，至今都在宣扬所谓"靖国精神"。它里面还陈列着二战时制造的"回天号"潜艇、"神雷号"飞机，两者都在前端部位装满炸药，其实就是有人驾驶的自杀式炸弹。尽管诸如此类的"武器"在二战中没有起到任何实际作用，却被靖国神社用来大肆宣扬日本军人的牺牲精神。

靖国神社里供奉的240多万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军人，涉及相当多的家庭和庞大的亲友人群，他们中的许多加入了"遗族会"。战后，靖国神社努力向"遗族会"成员宣传，军人为国家而死不能白死，呼吁国家重新管理维护靖国神社。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社会曾围绕靖国神社到底是否应由国家管理进行过长期辩论，但自民党议员提出由国家管理靖国神社的《靖国法案》，在1967年~1974年期间连续遭到日本国会否决，多数议员强调政教应分开，也有议员直接指出了靖国神社与侵略战争的关系。

鉴于《靖国法案》难以通过，1974年，右翼政客藤尾正行抛出所谓"迂回方案"，即呼吁政治家参拜靖国神社，甚至访日的外国政要也在邀请之列，自此"参拜靖国神社"就带有明显的政治含义。但跟一般人印象中不同的是，当时东条英机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名册还未曾入社供奉(直到1978年才进去的)，所以，笼统地说靖国神社供奉甲级战犯，是不够准确的。

战后至今七十年间，参拜靖国神社的日本首相共有15人，从未参拜的有19人。不去参拜的，多是不愿由此引起国际纠纷，而参拜者则主要是为了吸引"遗族会"以及倾向右翼的那部分民众手中的选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