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从上海到重庆，战时双城记

租界的收回对于仍处战时的上海市民生活并无太多实际影响，也未使上海城市格局产生太大变化，但这一日军在沪统治政策的调整，背后的根本驱动力是1942年以来战争形势的变化。差不多同一时期，1943年8月23日，日军结束了对国民政府陪都重庆长达5年的轰炸，此前1942年日军已经有一年的时间没有轰炸重庆市区。这也是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兵力部署发生了重大调整，大批军事力量被牵制，重庆的制空权基本被中方在美方的协助之下掌握。

在重庆大量挖掘防空洞的措施，此时倒"转移"到了上海，因为不时有重庆飞机来侦察，日军下令全市实行防空措施，家家户户要在玻璃窗上贴纸条，夜间不许有灯光透出，还要每家门前掘一个6尺深的防空洞。"当时上海有名的女画家周炼霞1944年发表了一首她填的词《庆清平·寒月》，里面有一句非常著名：'但使两心相照，无灯无月何妨。'一般人都以为这是情诗，其实她写的是空袭时候的上海。友人来家里谈天时遇到空袭警报一响，只能关了灯对坐，但那又有什么关系呢？"陈子善说。

那时节，上海只有清一色的"伪报"，市民不能从当地的报纸中获取真实的信息。"所有的新闻，都是一面倒的日军'胜利'的消息，但市民读报已经养成一个习惯，对每段消息，都从反面来推测。"陈存仁写道，日军对上海实行越来越严苛的经济统制政策，煤荒、米荒、油荒，限用电量日益减少。"马路上的街灯也减少了，所有商店的霓虹灯全部停用，整个市面成为黑暗世界。因此，一般市民都认为越是黑暗得早，越是象征天快要亮了。"

两个"孤岛"

上海是一个奇特的城市，国际公共租界、法租界与华界三个并存的政治实体让它"一市三治"。自1853年小刀会起义以后，这里就形成惯例，一旦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租界都宣布中立。"八一三"的炮火打响，战争都只发生在华界，损失最严重的，首先是苏州河北岸的闸北地区。而苏州河往南，则依次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中间以一条叫作洋泾浜的沟渠为界，在辛亥革命之前已经被租界当局填平为爱多亚路。因此，"苏州河一水之隔，一边是炮声震天，一边是笙歌达旦。每当夜幕降临，租界内彻夜通明的电炬，透过幽暗的夜空，与闸北的火光连成一片，映红了半边天"。陶菊隐的这段文字，成为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租界和华界境况的写照，一个"国际大都市"的光怪陆离。

1937年11月，战事告一段落，国军开始撤退，日军逐渐占领了华界地区，苏州河北岸原属于租界部分的虹口也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苏州河南岸的两租界，成了"孤岛"，公共租界的工部局、法租界的公董局照常运行。

"因为怕留在里面的抗日游击队活动，日军对占领区进行封锁，并且不准掩埋战死的中国士兵的尸体，来对中国人进行警示、威胁。"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吴健熙说。他曾仔细翻阅那时期的《上海生活》，对里面一则有些骇人听闻的"笑话"印象深刻。"说上海的大闸蟹在那一年特别肥，而且都带有血腥味。因为蟹主要吃浮游生物，而尸体腐烂造成浮游生物特别多。"占领区的市民大量逃入租界，难民问题成了租界当局最紧迫需要处理的问题。当时上海的人口有300多万，到9月初，已有50万中国难民涌入公共租界，工部局为此成立了难民调查委员会；而毗邻法租界南部的南市难民则试图向法租界寻求庇护。

1937年8月18日，法国神父饶家驹和一些人建立了国际救济会，总部设在敏休尼荫路(今西藏南路)的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国际救济会是几个救济组织的合作机构，包括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国天主教会、中国佛学会、慈善团体联合会等。8月21日，60个难民营建立并开始运作，一共收纳了5万难民。难民收容所大多设在庙宇、学校、教堂、戏院，可以提供的栖身之所远远无法满足需求，陈存仁担任堂长的仁济育婴堂在半天之内收容的弃婴就达200多名。"光是天蟾舞台一家，就容纳了2000名难民，玉佛寺竟容纳了4000多人，静安寺容纳了500人。"而难民还在不断地涌入。刘复田一家原本住在南市区最繁华的小东门一带，战争爆发后搬进了法租界内的朋友家中，刘父是佛学会理事，很快也参与了难民救助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