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战争更早打响的战争：中日兵要地志较量
中国缘何疏于"兵要地志"
近些年来，国内不知何时开始流行起一种所谓的"新史学"，其目标所向，就是以颠覆此前形成的几乎一切历史性结论为己任。这种"新史学"在评价抗战史时，提出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蒋介石领导的"国军"是抗战主力，而国军的作战地区，即是抗战的正面主战场。这本无异议。既然当时中国的主要人力资源、物质资源都在蒋介石及其中央政府和"国军"控制之下，"国军"成为抗战主力，其交战区成为正面主战场也就理所当然。但明眼人一看便知，"新史学"的用意并不在于澄清这一史实，而是要以此论点贬低中国共产党和她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各游击队对抗战胜利做出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并进一步导出共产党游而不击的结论，彻底否定中共及其领导的抗战，以达到抬高"国军"，贬抑"共军"的目的。但稍微有点抗战史常识的人，都不会被这种"新史学观"所蛊惑。因为"抗战主力"也好，"正面战场"也罢，甚至包括张自忠、戴安澜等数十位英雄将领及数百万官兵的气壮山河的铁血死战，以身殉国，都不足以遮掩作为"抗战主力"在正面战场作战的"国军"，在几乎所有的"会战""大捷"之后，都以"国军"的失利或撤退而告终。这是不争的事实。这同时也不是用因为我是抗日主力，我是主战场，所以日军肯定倾其主力来对付我，所以结局只能如此，就能解释得通的。
所以，真正客观公正的"新史学"，应该建立在既然这一段历史已经定格，那么，当时究竟发生过什么，又是什么原因，使历史只能呈现现在这番模样？靠贬低别人来抬高自己是不会有结果的。既然，历史和胜利都是由细节堆积而成，那就让我们看看，究竟有些什么关键性细节，阻挡了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赢得本该属于它的胜利？
1944 年 8 月，蒋介石在黄山召开的整军会上，提到苏联代总顾问古巴列维赤对"国军"作战指挥能力的评价："团以上到军、师为止，各级司令部的业务极不健全，图上作业与沙盘教育可以说完全没有，指挥所参谋业务的演习，更是完全忽略，所以中国军队一到作战就莫名其妙。既没有具体的作业计划，也没有完备的作战命令！"
对于作为"抗战主力"的"国军"来说，这样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这几乎可以被看作是国军屡战屡败的极为隐秘又极为关键的原因，这就是说，导致国军作战不利的原因可能还会找出许多条，但这一条却是极其致命的：那就是从抗战开始直到结束，蒋介石及其手下，都未能有效地为这支军队建立起一整套近现代军队必不可少的"参谋制度"。而没有有效的"参谋制度"，既是由于当时的"国军"除中央军外，大多还残留着旧军阀的尾巴，其特点就是兵随将有，指挥官把部队看作自己晋升的资本和私人财产，所以，在这支部队中，只能由他一个人说了算，不可能弄出一个参谋制度来与自己分权；同时也是因为这些部队的指挥官们，对近现代作战及参谋制度作用的无知。许多从旧军阀摇身一变成为"国军"将领的指挥官，对参谋及其作用的理解还停留在"师爷""幕僚"的水平，以为这些人只要识文断字、能为自己起草公告文书就堪当参谋重任。而这些人不曾经过基本的参谋业务训练，连辨识现代地图的能力都没有，甚至会闹出把黑白相间的比例尺认作铁路的笑话。这样的军队，不懂"兵要地志"为何物，不是很正常么？而正是这种"正常"，才导致了八年抗战打得艰苦卓绝，牺牲巨大。虽然以身殉国的将士们个个都英烈千秋，可歌可泣，但其中有几多是由于指挥官鲁莽，只知死打硬拼而造成的无谓牺牲？
反观日军，早在明治时期就建立，又在大正时期完善了从法、德军队学来的参谋制度，建立起了"参谋本部"。这一制度虽然最终导致了日本军方坐大，也把日本国民引向毁灭的法西斯战争之路，但客观地说，其在与对手交战时，还是充分发挥了参谋制度的效能。
那么，为什么当年的日军可以建立起有效的参谋制度，而中国军队却没有？为什么日军精于对"兵要地志"的研究，而中国军队却疏于此道？
试图解答问题的结果必然带出更多的问题。
这让我想起读竹村公太郎的《日本文明的谜底-藏在地形里的秘密》一书时，带给我的震撼：同样是种植水稻的民族，为什么日本人在种植水稻的过程中形成了团队合作精神，并一以贯之，直到把它带入现代工业社会，使之形成日本式的企业精神，而我们却在数千年里始终安于一家一户式的小农经济，由此造成整个社会的一盘散沙式局面，非要等到大敌当前，铁蹄践踏，才奋起反抗。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论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以及中国共产党人强大的凝聚力和动员能力，把一盘散沙拧成一股套在侵略者脖子上的绞索，中国，是否至今还在衰败中沉沦？
答案，或许就隐藏在中日两国不同的历史和迥异的国民性格的细节中。
乔良：国防大学教授，空军少将。著名军旅作家、军事理论家、军事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迄今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数百万字。与王湘穗合著军事理论著作《超限战》，该书由于准确预言了"9•11"事件的发生，在美国及西方引起震动，被美国西点军校列为学员必读书，被美国海军战争学院列为正式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