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的红色密径

到外地的同志，能自己去买车船票的，只发给他路费，由他自己去解决。有些则要经过设在城内或南岸的交通点，进行帮助和掩护，去办理旅行手续。这时就按一般秘密工作原则，为双方安排好约会时间、地点、标志、接头口号、安全信号等。

在红岩办事处三楼袁超俊的秘密交通工作室里，藏有从各方面搜集来的国民党各机关的信笺信封、空白护照等，不仅有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治局的、国民党中宣部的、国民政府某些机关如农本局的，还有银行、商行及某某公司的，还准备有一些洗衣肥皂。黎余说："这些肥皂是用来刻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一些机关的关防大印的，也模拟刻制一些国民党官员的印章，并备有朱砂印泥和蓝色印台，到需要时立即刻制各种印章、官防，用各种不同毛笔字，开具假的证件、护照和书信，盖上大印或私章，作为去各地的同志途中应付国民党军警宪兵的检查之用。这些证件、信函，都起了作用，从未被识破过。"

交通员或派去外地的同志，常常要将南方局的书面指示或秘密关系带去。这些东西都用极小的字写在最薄的纸上，然后包卷好，用蜡封实，视东西大小(一般都不比一粒花生米大)藏于自来水笔笔管、伞把、牙膏筒、皮箱缝内或缝在棉、夹衣的边角内，大都能安全带到，只有一次，因放在牙膏筒内，蜡封不严密，液体侵入，将部分字迹弄模糊，不过内容还可看懂。

在密写和隐语方面，最平常的隐写办法是用淀粉液(米汤)书写，然后用碘酒涂了显影，或用明矾水写，在水面显字。这两种办法都比较容易被特务检查出来，南方局的同志一般不用，使用较多的是用黄血盐溶水书写，绿矾溶水涂了显字，或反过来，绿矾溶水书写，黄血盐液显字。事先约好记号，以便显影时不致弄错。如用邮票贴的正反，来表示用何种药水书写，何种药水显影。

另外，在邮递的通信中，不用药水密写，而是用事先双方约好的隐语写公开的信。例如，通知约会或抵达重庆的时间等简单事项，双方在通信中就会用到反语。如"我3月10日不能去看姑妈"，实际就是约3月10日会见，"姑妈"是约会地点；"因车票难买，我1月10日不能赶来重庆"，实际却是"车票买到，1月10日抵重庆"；"最近经济收入较好，百十元不成问题"，实则表示经济困难，需要经济支援。这样，敌人邮检也看不出问题。

秘密工作人员有时需要化装，但并非戏剧化装的手法，务求实在的化装成自己熟悉的某种职业身份的人。而不论化装或保留原装，工作人员均按照周恩来的指示：服装、仪容要保持整洁，皮鞋要擦好，头发要梳理好，避免蓄长发，头发蓬乱，衣装邋遢，皮鞋不擦。那个时期，地下工作的同志往往不注意细节，容易被特务辨认出来，遭到逮捕。

所有秘密交通关系的名单、地址、通信联络方法、暗语口号等，都用极小的字，写在一个用极薄的纸装订的两寸长一寸宽的小本上，平时和夜间都同一盒火柴一起，放在随手可取到的地方。一旦有突然事变或特务来搜查，只要紧急警报发出后划根火柴，几秒钟即可烧毁，不让特务得到。

秘密交通人员，要同各级党组织的领导接触，直接接受各级领导所交给的任务，要对领导机关和领导人的安全负责、对党的最机密文件的保密和传送负责、对所带人员的安全和顺利到达负责。他们要应付沿途各种复杂情况，遇到险恶处境要能应付自如。交通站点的同志，也要能应付周围复杂环境，防避敌特的网罗，在艰苦的条件下，利用社会关系广交朋友，以公开的职业为掩护，长期隐蔽埋伏，完成党交给的各种任务。南方局交通员王华生"潜行四千里，护送方方"和1941年至1942年"南委事件"就是正反两个典型事例。

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负责人李克农。

有惊有险，交通线就是生命线

1943年3月，南方局下属派出机构南方工作委员会书记方方接到了南方局指示，要他尽快经兴梅、韶关转湘桂线、贵州到南方局。方方要求其交通员王华生迅速做好准备，并交给他两万块钱，作为此行一切所需经费。王华生用这笔钱买了一批袜子、抽纱手帕、丝织刺绣等当地的产品，足有两大麻袋，履行了纳税手续，并很快搞到了两个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

当年4月21日，方方和交通员王华生出发。方方身着白绸唐装短褂，头顶礼帽，十分讲究，一身"老板"打扮，骑着自行车走在前面；王华生扮成随行"伙计"，和运货的工人一块，步行跟在后面。一行人径直向兴宁出发，赶往车站搭乘去韶关的汽车。

因为方方同志和交通员王华生持有商人的身份证和通行证，一路又带着一些货物，所以一路通行顺利。从广东到四川，途经湖南、广西和贵州，途经五省行程4000里。到达兴宁之后，王华生先把方方同志安顿到旅馆休息，便出去办理验税手续。

在兴宁，王华生碰到一位远亲，这位亲戚正好有一部货车，第二天就要开到韶关。王华生向亲戚请求搭车。第二天，方方、王华生顺利离开兴宁。货车较慢，三四天后，才到达韶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