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来，抗战中的台湾志士

东区服务队的组成人员一部分来自台湾，不少人还是历经艰险回国效命的。曾在日本留学的钟浩东(后加入中共，烈士)、蒋蕴瑜(蒋渭水养女)、李南锋和萧道应、黄怡珍等5位台湾青年，向有爱国反日精神，相约投奔祖国。1940年，钟浩东三人由台湾潜往上海，萧道应黄怡珍夫妇则从日本回国。两路人马在香港会合后，前往广东惠阳地区，准备转赴重庆。国民党惠阳守军将他们作为潜入内地刺探军情的日本间谍悉数逮捕，又见他们拿不出任何证明自己身份的证据，准备全体予以枪决。正驻惠阳的东区服务队队长丘念台得知此情，亲自前来审问。钟浩东的父亲钟番薯，蒋蕴瑜的叔父蒋渭水，在台湾都是著名的反日分子，与丘逢甲熟识，丘念台从父亲那里早知他们大名。经丘念台力保，他们经一段时间察看，全体参加了东区服务队。

1943年，丘念台带领钟浩东等步行前往福建龙岩，实地了解李友邦领导的台湾义勇队情况，相互砥砺。钟浩东从李友邦及其秘书潘超(中共党员)那里，学到了不少革命道理。次年底，钟浩东和李南锋等四人受丘念台委派，冒着生命危险在广州秘密活动十多天，完成任务后，分两批撤回惠州。

2004年3月14日，温家宝在全国两会回答台湾《联合报》记者提问时，深情地背诵了台湾著名作家钟理和的名句"原乡人的血，必须流返原乡，才会停止沸腾"。此句的后半句是："二哥如此，我亦没有例外。"钟理和的二哥，正是钟浩东。

甘洒热血写春秋

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的台湾爱国志士义无反顾地纷纷踏上回国效力、驱逐外敌的征程。他们活跃在抗日各条战线上，或成立抗日团体，或自组抗日队伍，或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各路抗战部队，转战万水千山，有的干脆在敌占区与日本人作殊死斗争。回国参战之路虽然凶险，但大批台湾青年还是奋不顾身，毅然作出抉择。此情，正如直接从日本回国、在八路军野战医院工作的台湾女青年杨美华所说："我是中国人，连中国话都不会说，祖国是什么样子都没见过，只要能踏上祖国的土地为祖国母亲尽微薄之力，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一些回国参战的台胞因台籍或日籍身份而一时不被信任，便干脆标明自己是福建人(以能讲闽南话或客家话为证)。"福建人"的身份搬去了他们的政治妨碍，使他们得以顺利跨进为国效力的门槛。曾从事日俘管理工作、后在郭沫若领导下从事抗战活动的台胞康大川就有这样的经历。

在日本殖民台湾岛期间，对日斗争也是此起彼伏。中共热忱支持台湾岛内的抗日斗争。《新华日报》《解放日报》曾高度评价台胞在岛内的抗战，称台胞的斗争，"对于祖国抗战，实有莫大之帮助"。台湾民众此起彼伏的反日事件，确实干扰并分散了日本部署在大陆的军事力量。1938年间，日本大本营还一度被迫从大陆战场抽调部队回援台湾。

翁泽生是台湾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从大陆押回台湾。殖民当局对他恩威并施，逼诱"转向"，他却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父亲是福建同安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饱受酷刑的他，于1939年牺牲，日本《朝日新闻》专文报道，称"台湾最光辉的一颗红星陨落"。

为何如此多的台湾志士无私地向母亲奉献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日据时期台湾诗人巫永福写下的《祖国》一诗，是最好的答案：

未曾见过的祖国/隔着海似近似远/梦见的，在书上看见的祖国/流过几千年在我血液里/住在我胸脯里的影子/在我心里反响/啊！是祖国唤我呢？或是我唤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