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甸之：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人生

营长接着又说："日本人还提出来，要在我军每个团都设两名日军顾问，同时请几名日军教官。他们会比'小老头'更讨厌，你们要不要呀？"

大家大声一起回答："不要！"

营长又问："你们说不要，可是他硬要来，你们怎么办呀？"

大家都高高举起拳头大喊道："打"。

崔营长把胳膊袖一捋，拳头一挥大声说："好！只要你们大家给我撑腰，我就敢顶！我们绝不能让日本人走进我们的营院一步！"

这时大家的心情都非常激动，一个个都在摩拳擦掌，恨不得马上去同日本人拼个你死我活。我也在当天下午，写下了反映我连续两天没有看到国旗时的忧虑心情。

勇士们的胆汁涂抹成蓝天，

志士们的脑浆凝聚成白日。

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大地，

这就是我们庄严的三色国旗。

我曾经日夜为他放哨站岗，

更无数次的向她举手敬礼。

可是不知道到底是因为什么？

她却从旗杆上悄悄地消失！

也可能由于全军的奋力抵制，结果是只在军、师两级设了日本顾问，团以下单位既未设顾问，也没有请日本教官。关于日方提出的"丰台不得再驻中国军队"的要求，最后是由石友三所领导的保安旅的一个营，把灰军装换成蓝色制服并佩戴上"商务自卫团"的符号来解决的。

1937年初，我到三十七师学兵队学校不久，就在第二期墙报上看到了由王永堂用化名"园丁"写的《致青年》的文章。它的中心内容是用大量的历史事实和浅显易懂的语言，阐明"只有抗日才能救中国"的伟大真理，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和鼓舞。它把我对"抗日"二字的认识，由感性认识阶段，开始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也正由于这样，从这时起我便经常主动地去向王永堂学习请教，他也很愿意帮助我。我们结成了好友。

何基沣将军是二十九军一位知名的爱国将领。他当时是第三十七师一一○旅旅长兼教导大队大队长，我们两个学兵中队也由他领导。我们每个星期一的早晨升旗，都要听他的"精神讲话"。特别是他1937年4、5月去参加"赴日军事考察团"回来后的那次讲话，给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他说："目前日本的所有工厂，甚至包括生产纽扣和绣花针的工厂，也都在加紧生产武器和军用装备。看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新的侵华战争的时间已经不会太久了。我要求大家一定要努力学好军事，随时做好迎击日本人发动新的侵略战争的充分准备。"

日本帝国主义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终于在1937年7月7日午夜，选择在我华北咽喉要地卢沟桥开始了。而这个消息我是在7月8日的早晨才知道的。这天早晨，我们学兵第二中队由值星区队长刘志远带领出操，跑步到圆明园，然后顺便从废墟上搬些破砖作为修补教室课桌之用。在这里，我们听到了远方传来的隆隆的炮声和隐隐约约的机枪声。于是就引起了大家的纷纷议论和猜测。有的认为可能又是日本人在进行野外实战演习，但又觉得和过去的多次演习不同，过去都是在长辛店以西丘陵地带，而这次炮声偏东，正好是卢沟桥的方向。待我们返回营地之后，中队长王沛霖中校立即向我们宣布说："日军已在昨天夜里向我卢沟桥驻军发动进攻。"并命令我们立即擦拭武器，吃完午饭后午觉休息，随时准备出发。我听了之后，便立即在心里暗暗地高呼："啊！抗战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下午两点多钟，中队长向我们讲道："我卢沟桥驻军在昨天夜间和今天上午，仅凭着石桥的拦墙、沙袋和宛平城墙进行顽强抵抗，击退了敌军的多次进攻。后来双方虽然达成了今天中午12时停火的协议，可是日军却又不遵守协议，在停火协议生效时间之后，又有日军四十多人，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对我铁桥东头的军士哨进行偷袭，但敌人的多次冲锋都被我方阻击，现在战斗仍在继续进行，大家随时作好立即出发投入战斗的准备。"后来我们在大鼓书里听到的《大刀英雄赵占武》的故事就出自这个班里。他当时是轻机枪的第二射手。他随身携带的武器，除了步枪、大刀、手榴弹之外，还有一管轻机枪的预备枪身。当天中午，他就是用大刀和预备枪身，连砍带砸地一连杀死八个鬼子之后才壮烈牺牲的。

下午6时，我们全体同学就全副武装，乘坐四辆大卡车，从西苑第四营房出发了。但目的地不是卢沟桥，而是位于八宝山北面的田村。当时刚刚成立的以何基沣将军为前线总指挥的指挥部就住在这里。他的指挥所设在八宝山上。从这时起，我们这个学兵中队，实际上已成为指挥部的警卫连了。同时设在田村的还有我军的后方绑扎所。大部分重伤员都从前线送到这里经过初步护理绑扎之后再转送往城内的各大医院，于是护送伤员的任务也由我们这个队担任了。一天下午，我们队有四个同学护送两车伤员进城，行经板壁店时，把在马路上跑来跑去的一个小男孩轧死了。车子停下后，群众马上围了上来，堵住了前进道路。可是孩子的父亲闻讯从家里跑来后，他一看车上拉的都是伤员时，便立即把右臂一挥大声喊道："你们快走！"当这四位同学回来向我们讲了这件事情时，我们都为这个可怜的孩子和伟大的父亲流下了悲伤而又十分敬佩的眼泪。

在这里，我们每日每夜，甚至是每时每刻，都可以听到从前方传来的隆隆炮声和密集的枪声。有时也可以从伤员的口中听到一些零零碎碎的战斗情况，但却听不到胜利的消息。我们虽然每天也能抢到一张报纸看看，可是上面大都是关于日军源源不断地沿北宁铁路向北平增兵和我方政府代表同日方代表无休止地进行"谈判"的消息。这就更增加了我们大家对整个战局的担心和忧虑。而且还不只是这些，实际上已经发展到破口骂娘的程度了。大家不仅骂大汉奸北宁铁路局的局长陈觉生和"冀察政府委员会"里的王揖唐等，而且公开地议论南京政府和宋哲元的软弱无能了，是他们把我们几十万大军完全置于被动地位。以致不得不在7月29日夜间来了一个全线大撤退，使平、津两市从此沦落到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的。

……

从7月7日夜开始，到7月29日晚我军执行全线撤退，一共只有22天的时间。在这二十几个日日夜夜中，我二十九军驻守卢沟桥的全体官兵都表现得十分英勇顽强。他们在铁路大桥和石桥上多次同敌人进行反复冲杀，宛平县的守城部队也多次击退了敌人的疯狂进攻。他们在我国的抗战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也为以后的抗日战士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宋哲元将军是我国有名的抗战将领。1933年，他率领二十九军参加长城抗战，在喜峰口、罗家峪一带用大刀重创日军。1937年7月7日，他又率领二十九军在卢沟桥打响了我国全面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八年抗战的序幕，对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立下了很大的功劳。但是，他又长期受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的影响，对日存在着很大的和平幻想，以致使我军在事变前缺乏应战的充分准备，在事后又未能迅速展开投入战斗，以致失掉了战机，完全陷入被动，最后不得不被迫实行全线撤退。对此，宋将军也是有他不可推卸的责任的。所以，在他于1940年4月在四川绵阳因病逝世之后，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给他的挽联上写道："一战一和，当年变生瞬间，能大白于天下；再接再厉，后起大有人在，可无忧于九泉。"

这里讲的"一战一和"，是指在七七事变初期，宋哲元对和谈有幻想，而他的这种幻想又是有来头的，"将来是能大白于天下"的。"后起大有人在"，是指二十九军在张自忠将军指挥下，血战台儿庄，战功赫赫。这样既肯定了他本人和二十九军在抗战中的功绩，也指出了他在抗战初期的过失，而这些过失又都是事出有因的。这个评价是十分公正的。这既是我国人民对他的正确评价，也替他们说出了他们自己想说而又无处去说的心里话。我想如果宋将军死而有知，也一定会含笑于九泉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