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的日常生活：一条皮带勒出延安Style

[住]冬暖夏凉属窑洞

陕甘宁边区天然的环境资源决定了民居的材料构成，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格。生活在这一地区的民众自古以来就有住窑洞的习惯。窑洞是一种特殊的"建筑"，沿着土壁挖掘出与地面平行的洞穴。

许多农民家徒四壁，"一家人住在一个窑洞里，睡在一个炕上，全部家具财产有两个毛驴可以载完，有了病只能听天由命，一遇天灾人祸则流离饥饿"。张闻天在《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中提到中等农民的住房，"船底里都是石窑洞，比较结实。山地里亦有土窑洞。每家普通住一至两个窑洞。有部队住的村子，全家不分男女老幼，有四五口的，有七八口的，均挤在一个窑洞里，是住房又是厨房。有牲畜的农家，窑洞的对面或侧面有牛棚、羊圈、猪圈，还有粪土堆，还有毛厕，清洁卫生是讲不上的"。

一般公职人员可以分配到相应的窑洞。1942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屁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针对窑洞的分配，规定"正副厅长、科长及同科长级者(处院部同)均一人住一孔，科员级者两人住一孔，如遇大窑洞时，三人可住一孔"。

住房设施方面，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提到，"说到延安的厕所，或许有很多人会皱眉头，其实，越往西北走，厕所就是这样的，并不是这里的特色。厕所是我日常生活上感到最不惯的事情"；"延安的一般厕所，毛坑打得不是很深，有时用泥墙围起，那是已算好的，没有门，男女不分开。陕北的老百姓，就无所谓厕所不厕所，他们干脆就来个满地黄金，到处都是天然肥料"。

抗战中后期，由于大生产运动及边区工商业的发展，部分边区民众的住宅条件得到了改善。1943年6月18日《解放日报》发表《各阶层人民生活蒸蒸日上》，文中提到："包工的米明亮，家住在市府的背后，那两幢崭新的房子就是他的财产之一。他屋内的摆设，两床新被新毯，以及他妻子的穿着，与商人实无差异。" 1943年6月16日《解放日报》刊发通讯《延市农家丰衣足食》中，提及农民康树德"合家大小十余口，……去年又新打住窑三孔，现共有八个土窑。"

1938年11月，日军对延安实施轰炸，中共中央机关由凤凰山麓的吴家大院搬到城外的杨家岭，"中央办公厅在杨家岭沟北麓的一片长条形阳光充足的缓坡上，依次修建了五六个用土墙围起来的院落，这就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的住所"。毛泽东的住所"由三孔普通的接口石窑组成"。

延安还有少量的石头建筑，如194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办公楼，"造型奇特、形状类似飞机，被人们戏称'飞机楼'。'飞机楼'共三层，一层的北端为中央图书馆，南端为餐厅；二层为办公厅负责人李富春、杨尚昆、王若飞、王首道等人的办公室；三层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室。主楼的二层和三层分别有一石拱桥和一木桥可以连到北面坡上的窑洞"。

[行]出门基本"靠脚"

陕甘宁边区位于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道路崎岖，交通十分不便，边区民众出门基本"靠脚"。

抗战初期，边区的交通运输主要依靠长脚户(靠运输获利为生)、短脚户(以运输为主要副业)、农脚户(利用放青的机会驮盐)和边区外的长脚(把必需品运进边区再把边区特产运出去)等四种个体脚户。

边区的高级干部一般都有相应畜力代步。1942年2月8日，陕甘宁边区政府颁布《关于边区一级机关使用勤务、窑洞、马屁及专署县市政府使用马匹的规定》，针对马夫、炊事员、马匹的分配，规定"正副厅长各得用马1匹(处院部长同)按编制名额每25人得用公马1匹，马夫1人，每20人得用炊事员1人。如不足25人或超过25人，要求增加马匹时，得呈请政府批准"。"专署马2匹驴1头，县市政府马1匹，驴1头(包括保安科司法处)"。

陕甘宁边区的道路设施落后，交通非常不便，加之战事的发展，边区原始的运输方式面临越来越多的考验。这一时期作为陕甘宁边区运输骨干力量的民众个体，主要利用畜力驮运，崎岖不平的山道和其他人为因素成了运输的巨大障碍。大车运输则倚重于边区不甚发达的道路建设，只在川道和地势平缓地区才能起到作用。据1941年9月14、15日《解放日报》上的《鲁忠才长征记》记载，"张村驿至烂泥坡，五站中有一、二站有蚱蜢咬，最好晚上走"，"三里庙、梁庄至定边两站，没水，人与牲口容易受渴"。"定边城小偷多，常有把牲口、钱、衣服、用具偷去的"。"乱石头川以上，因各县驮盐牲口容易会合，常有数千百牲口一起走，因之店、草、水-尤其放牲口-有困难，容易走失出乱子"。

为了完成边区交通运输的重要任务，陕甘宁边区积极建设各种补充措施，如在交通要道设立运输站、兽医院、客店等，以利交通运输。根据《三十一年度交通运输工作计划》，边区建设厅决定，"在志丹、环县等处设立兽医院，并使其逐渐扩大，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孙克崾崄及陇东等处，开凿水井或挖蓄水窖，积存人畜之饮料"。同时，1941年9月18日《解放日报》的《建设厅派员视察驮道》提到，"建设厅倾派专人分赴三边、陇东、甘泉、志丹一带，视察各县现有驮道及沿途客店情况，并决定在华池、志丹、定边等地建立运输站多处，扩大现有民营客店，以利运盐工作及商旅来往"。1944年1月物资局的《骡马店调查》则显示，1942-1943年，边区物资局、盐业公司、粮食局、各驻边部队以及私人在各主要交通干线、支线上建立了数百处骡马店，如盐业公司有30处，物资局40处，兵站9处，359旅34处。

修路是改善边区交通的重要手段。据1941年10月4日的《关于边区经济建设之报告》，边区"于1937年首先修筑延安窑店子至延川王家屯一段40公里的汽车路，于年底全部完成，使咸榆公路全线可以通车，不仅军运加强，对于经济特别是商业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作用"。紧接着，"至1938年开始注意大车路的修筑，修通了延安至安塞的大车路，长32公里。1939年，又扩展至龙石头及茶房川。这是发展大车路的开始，使军事交通经济发展更趋便利"。同时，"1940年，又动员民工4200人，修通了延安至沟槽渠的大车路，长50公里。……又修通了定庆路及去西华池的支线，计长330公里"。1941年，"配合着政府运盐工作计划，完成了定庆，庆临、延临、延志、延靖及清涧等1000公里大车路的交通网"。

7年间，陕甘宁边区公路发展迅速，"革命以前，仅有一条咸榆公路横贯境内"，自1937年有公路221公里，1938年增加到241公里，1939年261公里，1940年775.5公里，1941年增加到1484公里，1942年扩大到1612.5公里，1943年已经达到1680公里，计主要干线9条，支线5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