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的日常生活：一条皮带勒出延安Style

[食]牛奶猪肉按级别

抗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农业生产传统落后，再加上战争的影响，食物成为边区的稀缺资源。陕甘宁边区民众的基本饮食以所生产的农作物如小麦、谷子、糜子为原料，主要为麦面、小米、黄米等。

张闻天在《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中发现，神府县(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地处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民众的饭食种类主要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豆面条等。不同阶层的民众，饮食结构差别也较大，"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根据家庭生活习惯及食物的有无、短缺情况，各家各基层的饮食程度也不一样。如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

大人们勉强吃饱，孩子们则"每星期只能吃一两次大米、白面和肉"。据1939年1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因年龄较大，购买大米白面既困难，又昂贵，所以食物主要是小米、青菜、菠菜、洋芋等，每星期只能吃一两次大米、白面和肉"。

尽管生活困难，但爱吃也会吃的中国人还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因时、因地、因事改善饭食。

过节时一定比平时吃得好。据张闻天调查，神府县中农家庭"从正月初一到十五，和二十三日，能够吃些米窝窝、糕、捞饭、高粱饺子，间或吃一两顿面条，几斤羊肉或猪肉。其余，除二月初二吃一顿捞饭或高粱饺子外，直到清明早晚都是黑豆糊糊和酸菜，隔上七八天才能吃一顿捞饭"。据1942年1月13日《解放日报》的《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农村调查记》记载，延安县川口区赵家窑村"一年吃肉的次数不一定，吃三五次，过年一定吃"。

农忙时比农闲时吃得好。神府县的中农家庭，"惊蛰后，农业劳动开始，早晚黑豆糊糊里放些炒面，或带些炒面做点心吃。清明后开始吃三顿，早饭吃些散面谷垒，糠窝窝；午饭黑豆糊糊里加些炒面；晚饭吃黑豆糊糊，菜仍是酸菜和蔓菁"。

农民靠天吃饭，公职人员则靠"供给制"生活，主食基本以小米为主。

舒湮(原名冒效庸，江苏如皋人，冒辟疆之后，1938年春以记者身份至延安采访)在《边区实录》一书中提到，当时，公职人员"供给制"的标准为："一般工作人员的粮食是每人日发小米一斤四两，每天菜钱分派方法是：(一)机关普通是三分钱；(二)延安边区政府是四分钱；(三)武装队伍是五分钱；(四)陕公、抗大是七分钱；(五)医院是一角。"这充分反映了延安时期中共及所属军队"小米加步枪"的鲜明时代特征。

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的描述是，"说到吃，一般人都吃小米，那是外边大家都知道了。在冬天，蔬菜只有白菜、豆腐、豆芽菜、红萝卜、白萝卜、洋芋、粉条，荤菜只有猪肉及猪身上的一切，羊肉与鸡肉、牛肉呢，难得有出售，那是死了的牛的肉。鸡蛋绝对没有，因为天太冷，鸡不下蛋"；"吃菜是无法变化的，吃来吃去只有那几种菜，而且烧法与一般的家常菜或南方馆子里的完全不同，往往放许多胡椒、茴香、葱……很辣或很酸，有的人对我说这样的菜就是军队里的特色。如果不到延安来，那我一辈子也不会知道什么是军队里菜的特色"。

公职人员职务有高低，身份有不同，据此，另有小灶、中灶和大灶之分。而且，按照级别、资历、重要性，大灶、中灶、小灶中又细分出"二级差别"，"严格到一把小米或几片菜叶。至于很稀有的新鲜牛奶，就明确规定只有高级首长、个别婴幼儿和特殊伤病员方可喝到。"

除了牛奶，猪肉的分配也需根据行政人员的不同政级。据1943年9月2日《西北局保健委员会关于增加保健费的决定》，依照当时物价，不同行政级别人员的吃肉标准为："1.西北局党委同志每人每月五斤猪肉，特别保健者经常委批准每月八斤猪肉。2.政府厅长、西北局处长、科长以及各分区书记、专员每人每月两至三斤猪肉。3.县委书记、县长以及分区一级的科长每人每月一至一斤半猪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