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局：代际断裂 跌宕起伏

排斥李鸿章，拒绝张之洞，林文仁结论是："强学会派系色彩更浓。"强学会随后受杨崇伊弹劾而被撤销，之后，康有为又成立"粤学会"，以广东同乡在京者为主，同时向京官所集之各会馆进行串联；同时还创立"经济学会"--林文仁分析，这是为着照顾高层人脉经营。康有为以接近传统的人脉组织方式经营自己的势力网络，同时却又对诸如李鸿章、张之洞等重量级人员予以拒绝，另开局面的企图明显。此后，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提出"制度局"设计，后来演化成"懋勤殿"，亦秉持同一思路。传统的人事关系，亦即代际传承，眼见中断。

政治是一个充满妥协，并且连续性的过程。康有为的崛起，使这个连续性本身有了疑问。

就直接服务清朝而言，康有为声名达至顶点是戊戌年四月光绪皇帝的接见。当时光绪住在颐和园，康有为必须晚上在颐和园附近住一宿才不会误了第二天的接见。张荫桓为康提供了住所。在张的日记里记录："傅相(李鸿章)有明日诣谢太后之事，冒雨回园，索留行厨。余遂留待一宿。傅相、长素(康有为)、菊生共晚饭毕，劝以早睡。"当时李鸿章已是日薄西山，而供职总理衙门权柄甚重的张荫桓都"冒雨回园"安排李鸿章之事，比较之下看康有为曾经的拒绝，康确是特立独行之人。

在光绪接见那天，康有为在颐和园碰见了荣禄。荣禄问康有为对时局"有补救之术否"。清人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里记录："康以非变法不可对。荣相曰：'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忿然曰：'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却变矣。'荣相怒其狂悖，已有必杀之心，即其请训出京时，暗请太后留神，敦请太后训政者，已伏八月初六之祸萌也。"荣禄是慈禧太后的人，这在当时十分分明，荣禄的询问无论虚应还是真诚，康有为以"杀人"相对，很难说不是挑衅，或者至少会容易被对方如此理解。另外一位清人曹孟记录了这一对话之后的事："……荣相唯唯，循序伏舞。因问皇上视康有为何如人？帝叹息以为能也。已而荣相赴颐和园谒皇太后，时李文忠(李鸿章)放居贤良祠，谢太后赏食物，同被叫入。荣相奏'康有为乱法非制，皇上如过听，必害大事，奈何？'又顾文忠，谓'鸿章多历事故，宜为皇太后言之'。文忠即叩头，称'皇太后圣明'。太后复叹息，以为'儿子大了，那里认得娘，汝作总督，凭晓得的做罢'。荣相即退出。"

"敌人"已经很明确，康有为没有任何退缩，"杀一品大员"；而朋友呢？自强运动的领导人李鸿章已非选择，另一洋务运动的疆吏张之洞也已拒绝……比这一现实更糟糕的是，就在康有为等候接见住在颐和园附近的那晚，张荫桓告诉他：翁同龢被罢官。

翁同龢是光绪的师傅，他当然比任何人都希望光绪成为一代明君，此时他已成为清廷最重要权臣。但是，正当戊戌变法启动，光绪渴望凭此而建立功勋之际，却罢免了他。一般的分析认为，这是慈禧担心翁同龢坐大而做出的决定，但此际光绪与翁同龢在变法的问题上，也渐不能相融。翁同龢日记很详细地记录了两次跟光绪的冲突：

(四月初七)上命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

(四月初八)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面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张正在园寓也。

林文仁分析这一君臣，又是学生与老师之间的冲突："一路检读翁氏日记，味君臣师生多年恩谊默契，到此一段，真令人为之深感沈痛。翁之积抑，由向守谨礼之'臣对'而失笔为'臣曰'，流露其时心绪之激荡。德宗隔一日提同一问，等于在给翁氏一夕深思后，盼彼有所修正，却换来更直接之摊牌，德宗终于抑不住激动，少有甚且仅有地对乃师提高分贝。其实德宗与翁氏之关系破裂，实已伏于此日。"

这段君臣不爽的对话后第三天，恭亲王奕去世，去世当日，恭王府派人将军机印钥送给翁同龢。依清朝规制，军机处铸有方形银印，印匣钥匙，由领枢大臣佩带。恭王既逝，而礼亲王世铎又已卧病很久，此时将印钥交翁氏，亦形同转移军机处领导职权。此时的翁同龢，已达到从政生涯的最高峰……只是，半个月后，他被罢官。

翁罢官第二天，即他69岁的生日，而第三天，光绪接见康有为。在康有为的《我史》里，康叙述翁同龢相对恭谦，暗示是翁提携了他。相对于李鸿章、张之洞，当时翁氏所拥有的权力，当然权倾一时。令人遗憾，也让人深觉意外的是，翁同龢与光绪的争执竟是为了康有为。徐中约对这段冲突的解释是："翁在将改革的领导权和皇上的恩宠输给康之后，也因为保守派指责他把康引见给皇帝而烦忧。因此，翁转而阻碍康的工作……(冲突事件后)翁和这位皇帝学生之间的那种长期信任和亲切的关系显然出现了紧张，皇帝变得能够接受黜退翁的提议了。"只是，翁的退出，能够平衡慈禧与光绪，改革激进派与守旧派之间最关键的力量，也因此消失了。政治传承的代际关系，至此完全崩裂。

晚清最重要的国家议题，再造中央，重树光绪威权。此际，只能够由康有为及其维新党独力担当了--他可能的同盟者已先后退出。而重树威权最隐秘，也最关键的慈禧与光绪二元权力结构的解决，同样也须由康有为面对。

或者光绪也竟是如此轻易驱逐同盟？如果将强学会一路而来的制度局、懋勤殿种种另造权力体系的康氏思路并入思考，可能另有理解。林文仁提供的解释是："德宗之策略，在求以变法彻底改变旧有权力结构，扭转长期被动之局。或许这已是在变法观闪现下，所能运用以一翻局面的惟一途径。"因此格局，解决晚清中央与地方结构性矛盾，以变法而求得进入现代化轨道的努力，至此，回到中国传统政治的旧窠：帝党与后党殊死权力之争。

结果很明确：光绪为此付出瀛台囚禁10年的代价。

戊戌变法失败后，"后党"代表、军机大臣刚毅说："改革者汉人之利也，而满人之害也。设吾有为，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代际断裂的后果，巩固以一个以慈禧为主导者的"中央"，而满汉矛盾、中外矛盾日益突出。两年后，庚子义和团运动爆发。

既然"宁赠友邦，勿与家奴"，与此对应，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康有为尝试在清朝内部自上而下的进行一场改革运动而未遂之后，历史必然将会选择孙中山先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