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局：代际断裂 跌宕起伏

孙中山先生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在康有为尝试在清朝内部自上而下地进行一场改革运动而未遂之后，历史必然将会选择孙中山先生的自下而上的路径。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二日诣《昌言报》馆。枚叔(章太炎)、浩吾(叶瀚)咸在。问傅相(李鸿章)作何语？傅相自云：奉懿旨捕康、梁。且曰：如获此二人功劳甚大，过于平发、捻矣，吾当晋爵。语毕大笑。傅相询余是否康党。余答曰：是康党。相曰：不畏捕否？曰：不畏。中堂擒康党，先执余可也。相曰：吾安能执汝，吾亦康党也。……枚叔等闻皆大笑曰：奇事，康以六品官，而宰相为之党，未之前闻。比召对，太后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合肥曰：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太后默然。

　　--孙宝瑄《日益斋日记》

李鸿章自称"康党"，这当然有趣。可是，康有为会认吗？

甲午海战中，"经远号"战沉的情景

李鸿章辞世当年，梁启超写了一本《李鸿章传》，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李鸿章的责任提供了公允之论："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不见乎各省大吏，徒知画疆自守，视此事若专为直隶满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筹一饷出一旅以相急难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乃至最可笑者，刘公岛降舰之役，当事者致书日军，求放还广丙一舰，书中谓此舰系属广东，此次战役，与广东无涉云云。各国闻者，莫不笑之。而不知此语实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也。若是乎，日本果真与李鸿章一人战也。以一人而战一国，合肥合肥，虽败亦豪哉！"

清朝30年的自强运动，自甲午一役，宣告失败。梁启超虽则是对战争失败的解释"以一人而战一国"，但却深刻地揭示了自强运动的结构性矛盾。

晚清历史，起伏跌宕，若只是细看某一事件，比如甲午失败、维新失败，以致辛亥何以"革命"？并不容易获取认识。因此，拉开足够的时空，才是建立识见之道。

自强运动的标志，是1861年3月清朝建立总理衙门--外国人将其称为外交部，但在清朝政府结构里，却更像是军机处的一个下属机构，而且是临时性衙门。随着清朝对外关系事务增多，总理衙门实质性的权力逐渐增大，"它不仅办理外交事务，还开展一些现代化项目。它提倡新式学堂、西洋科学、工业和交通"。正因为如此，历史学家徐中约分析，"这使它经常遭受到一些死硬的守旧派的挟击，而外国人也时常批评它步伐不够迅速"。

主导成立总理衙门的恭亲王奕最先意识到的正是守旧派的批评，在制度设计上，又在总理衙门之下成立"北洋大臣"与"南洋大臣"两职--将由中央处理的外交事务，分任为"北洋"、"南洋"处理，貌似外交事务仍一秉传统，是地方事务。这一设计看起来很成功，1870年李鸿章获任北洋大臣之后，徐中约评论："在此之后25年里，李鸿章在天津的衙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外交部。"

恭亲王奕的设计，在清朝处理外部事务上，很巧妙也很无奈地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但不是没有代价。这种设计一方面能够满足"拼命做官"的李鸿章的人生理想，另一方面则更强化了外交事务被守旧人士攻击的机会，只是攻击目标由"中央"转向"地方"而已。这种攻击更深刻的因素则是，自平定太平天国始，曾国藩、左宗棠以及李鸿章等汉人疆臣的崛起，清朝的中央与地方关系，地方越来越重，权力越来越大。而总理衙门之下的北洋、南洋，不仅延续了这种失衡的结构，而且在制度上强化了。对于清朝而言，这当然是危险。

如此一来，形成死结。历史学家石泉对此问题的认识，极具洞见。在《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里，他描述这种两难："纯就自强而论，当时情势，苟真欲合全国之力，以大有为，则仍不得不赖中枢之统筹。然姑无论满清统治者是否能有此认识，即令有之，其自身亦未能有充分之人才、实力，以发之自上。则势必依恃汉人实力派之先觉如李鸿章等，始克有济。而李鸿章等又决不可能进入满清统治集团之核心中，以相与统筹全局，合作无间者也。反之，苟因自强工作之推进，而使淮军或某一系汉人势力因而独盛，则自当时满清统治集团之立场而言，其威胁固不下于外患，甚且过之也。"

内患甚至高过外患。如此，既要使用先进人士如李鸿章，又要防止其坐大，这是晚清统治者的现实。换一种描述，自强运动的后期，如何"再造中央"则为清朝核心的国家议题。看起来，能够让人有想象力的机会，是光绪亲政。让这个皇帝像个真正的皇帝，恢复祖上之光荣，这至少是光绪的师傅翁同龢的梦想。

甲午战争，翁同龢及其势力日渐庞大的"清流"一意主战。从事后的中日双方实力与条件分析来看，不谙"洋务"的翁师傅，主战意识确有误国的一面，30年自强运动也就因此失败而一夕断送。但如果从"再造中央"恢复中央权力垄断的思路上看，历史学家郭廷以亦有洞见："光绪颇欲振作，他的师傅翁同龢亦望一战而胜，树立光绪的威权，摆脱慈禧的控制。"这场战争对光绪很重要，既是摆脱慈禧控制，又是中央建立威权的机会。只是，光绪所用非才，"主战者，为仅能作空论的幻想派"。历史的错位，亦足叹惜。

甲午战争失败，清朝的现代化运动进入新的范式转换，在种种限制条件下，谁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前进？历史已经过去，结果当然明确。1895年，康有为与孙中山均露头角。

老派历史学家比如郭廷以、李剑农对历史的观察与思考没有后来者那些断代概念的约束，更具连续性，亦更近历史本相。在1946出版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里，李剑农将后世标准称谓的"自强运动"称为"西法模仿时代"--似乎更准确；而之后由甲午战争到辛亥革命，则统称为"维新运动"。这一运动的领导人物，"孙中山与康有为"，剑农分析两个人的不同："出生务农家庭的孙中山在十一二岁时便表现一种自然活泼的思想，不以做洪秀全第二为污辱。孙幼年所受是西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观感是直接的，所以他的思想不涉于玄想。初闻其议论的人仿佛觉得谬妄胆大，然实际很切于实情；出生读书人家的康有为在成童时，便套入理学圈子里去，口口声声要做圣人。康所受教育，是东方的旧式教育，以玄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间接的，所以他的思想，总免不了玄杳空洞。初听，觉得新颖，但实际上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这两个人后来如此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命运，所以，如果失去综合的连续性的观察，失去对他们面对同样的制度与环境不同选择的思考，很难说能够理解那段历史。在相当的意义上，康有为与孙中山不同道路的选择，亦是中国人寻找国家生存与发展之路的不同方向。够戏剧的是，他们如此不同，却又一先一后进入历史的核心。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因战败求和，派全权代表庆亲王奕劻(前右一)和李鸿章(前右二)与英、美、德、日等11国代表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

为什么是康有为而不是孙中山先闻著于世呢？李剑农解释说："中国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的，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抽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做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启超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

只是，获得进入庙堂机会的康有为，身份将由思想家而迅速转变成政治家，所以我们得以政治行为来观察他的进退选择。清朝那些内忧外患以及结构性矛盾，等待他去破解。

康有为1895年考取进士，3年后，完全是由于他不断上书影响光绪皇帝而带来的声名，总理衙门召见他，问计清廷改革。这个时候，清朝面临的外部环境与康有为"公车上书"期间判然有别。甲午战争结束，日本与俄国在远东的争夺越来越剧烈；刚刚跟日本打完仗的清廷，为抗日本，派出李鸿章出使俄国，并签订共同对付日本的《中俄密约》。因此背景，日本朝野上下为对抗俄国，有意与清朝修好关系。俄日两国刚刚安定，1897年德国又借口山东教案派军舰占领胶澳；与清朝有密约的俄国，不仅不帮助清廷，反而派出舰队进入旅顺口；而英、法亦有行动--列强扩张，是激发清廷改革最重要的力量，也是康有为得以崛起的关键。

比较之下，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显得相对温和。茅海建分析："清朝内部从甲午战争时期出现的极度仇日由此发生了变动，相当多的重要人士表现出亲日甚至联日的倾向，其中有光绪帝、张荫桓、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李鸿章出访后制定的清朝'联俄拒日'的外交方针，已经动荡崩析。"康有为当然也在这一潮流里，在保国会《演说辞》中，康有为说："考日本昔为英、美所凌，其弱与我同，今何以能取我台湾，灭琉球而制朝鲜，得我偿款二万万？"以日为师，以日本维新为样板改革中国，是康有为的核心主张。

舆论运动当然能影响一时，但真正改革需要有权才能实施。所以，康有为的权力之路，才是我们理解戊戌变法的重点所在。中国政治之传统，不脱人事与制度两端，而且先人事后制度。我们需在"人事"之中理解康有为的政治行为及其结果。

与传统中国官员凭同乡、同学、同年(进士)而形成权力资源网络，在熬年资的过程中借此网络而获得晋升机会稍异，康有为创造出一种自壮势力、另造权力体系的方式。1895年，康有为考取进士的当年7月，他与杨锐、陈炽、袁世凯等发起成立"强学会"--这一组织最初宣称的工作是"编刊、译书"，但它随后的演变就不再如此单纯。李鸿章迅速提出有意捐2000两白银作为"会费"，要求加入此会。林文仁分析："其时之合肥，正值告别北洋，留京办事之宦途最低潮，韬光养晦之余，其敏感之政治神经，毕竟关注着所有与朝局发展相干系之动向。其时一阵变法浪潮，合肥焉看不出此中之政治可能性？一旦此条人脉打通，至少不致在可能之新局面中，更加边缘化。"但是康有为与强学会拒绝了李鸿章。如果说李鸿章已经边缘，弃之虽可惜，食之却无味，放弃亦无妨，但另一位显赫人物张之洞，最后也被康有为放弃。当时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康有为找到他游说开办"强学会"，张提出条件让康放弃"孔子改制"之论便可，结果康拒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