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之死：激进苛急组织变革者的毁灭之路
秦孝公一死，对秦国有莫大功劳的商鞅却旋即被认定为反叛，最后被车裂而死。其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而在数千年的传统评价里，商鞅的得分也极低。比如为他立传的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最后是自作自受；而大文豪苏轼更是在《论商鞅》里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商鞅是中国变法史上最为著名的先行者，在今天还被作为组织内部改革的楷模顶礼膜拜。客观来看，商鞅的变法是极有成效的，秦国在他的改造下，数十年间，从边陲小国、蛮荒之地一跃而成东方诸侯敬畏的大国。
但是，秦孝公一死，对秦国有莫大功劳的商鞅却旋即被认定为反叛，最后被车裂而死。其变化之快，让人目不暇接。而在数千年的传统评价里，商鞅的得分也极低。比如为他立传的司马迁便说他"天资刻薄"，最后是自作自受；而大文豪苏轼更是在《论商鞅》里把他骂得一无是处。
在某些刻板教科书的理解里，把商鞅之死归结于旧式权贵的反扑，是对变法事业的破坏。但如今深究，商鞅走上末路，其实与他过于激烈的变革方式关联更大；他给传统史学家的印象如此之坏，也是源自其变革方式的过于苛刻、极端。
商鞅所有组织变革举措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强化君主权力，以此增强国家的军事实力，让秦国在外战中占据优势，凌驾于东方诸国之上。这种带有强烈反智、愚民、好战倾向的激进国家主义的强力施行，虽然促使了秦国的强大，但也必然侵害着国内各个阶层的利益，使他成为众矢之的。他极端的功利主义，的确快速奠定了秦国国力的强盛，但也同时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外来投奔叱咤风云
商鞅原名卫鞅，本是卫国王室旁支。起初他在魏国发展，虽被魏国元老公孙座强力举荐，但还是遭魏王弃置。在魏国不得志，商鞅便西行寻觅出路。经数番折腾，他的学说终被国君秦孝公采用，被聘任主持秦国的变革事业。此时的秦孝公刚二十出头，渴望成就祖先秦穆公的霸业；而商鞅也未到而立之年，更是野心勃勃。
与其他本土将相相比，商鞅身上的职业经理人的特点更为明显，他辗转魏、秦两国，亟待有所作为证明自身才干。由于没有国内盘根错节关系的牵累，注定他变法的决心更大，做起事来也会更加无所顾忌。
他果然没有辜负秦孝公的厚望，接连两次主持变法，在国内引起巨变，使秦国一跃成为强国---周朝天子刮目相待，各国诸侯来贺不绝。而国内百姓从不解到顺从，秦国权贵也从激烈反对到噤若寒蝉，一切似乎都在商鞅设计的轨道上按部就班地进行着。
而商鞅的职业通道也一片光明，从左庶长一直升迁到大良造，国内无人匹敌。他率领被改造过的秦国军队攻打魏国，取得大胜，一时荣光无限。他被封十五邑，名列商君，成为秦国除国君外最有权势之人。
但辉煌之下，大厦将倾，而把他拖入死局的也正是让他青云直上的变法事业。
国君支持举国反对
彼时正处于战国中期，各国攻伐正酣，各国国君都期待通过改革变法加强战备、提升国家实力，求强图存之心尤为迫切。比如一直阻碍秦国东进的魏国，之前便有著名的李悝变法，很有成效。从当时的外部大环境来看，秦国是有强烈的变法需求的。
就秦国国君而言，这方面的需求更为强烈。与其他诸侯相比，秦国算是新晋，久处戎狄之地，列强地位一直难以得到认可。虽然远在秦穆公时代，秦国势力已快速发展，并在与诸侯的征战中屡有斩获，但势力范围一直被限制在西陲之地，难以东进。秦穆公去世后，接任的几代君王更无所作为，河西之地也落入魏国手中。
而秦国国内夷狄之风盛行，父子兄弟深夜内室杂处，屡有乱伦之事，民风上很不开化。这从直到后期秦始皇时，跟太后公然通奸生子的嫪毐都能得到封地便可印证。极为原始的秦地习俗，在文明化程度较高的东方诸侯眼里近于禽兽之行，与强国的形象极为不符。且秦人好勇斗狠，常为私利血流成河，在秦献公(秦孝公父亲)之前，内乱不止，国君数易，国力一落千丈。此外，宗室力量也非常强大，对君主权力屡有掣肘。
为了提升国力，加强中央集权，新继任的秦孝公需要一场改天换地的革新，如此才能打开通往东方之路。
这样看来，商鞅主导的这场变法是出于国君的意志，自上而下主导的改革。从变法过程来看，更是商鞅主动煽动国君的结果，缺乏自下而上的有力支撑。事实上，强化君主势力，增强国家实力，从根本上就是在挑战所有阶层的利益。
这决定了从一开始，商鞅便要用强压的方式推行改革，他一人对抗的是除国君外的整个秦国本土势力。在秦国勋贵眼里，完全是商鞅在糊弄国君，从一开始他们就竭力反对这场变革。但以甘龙、杜挚为代表的秦国勋贵却在与商鞅的争论中败下阵来，年轻气盛又亟待有所成就的秦孝公鼎力支持变法。而底层民众对这场变革更是无所适从，即便在法令颁布整整一年后，国中反对法令的人仍有成千上万。
通过愚民政策和赏罚分明的措施，商鞅暂时取得了底层百姓的支持。其中最为著名的事件是，他在国都南门放了一根木头，谁搬到北门，就赏给五十金。最后如期兑现。这说明了商鞅变法的说一不二，但也从侧面印证，百姓对变法只是盲从，并未真正理解。如此稀奇古怪的事情都能兑现，那么还有什么法令不该遵从？商鞅的愚民政策有了起效，而鼓励农业生产、军功封爵等实质措施的确得到了底层百姓的拥戴。
但极为残酷的什伍连坐制度和告奸制度被写入法令，让百姓极为惶恐不安。什伍连坐制人神共愤：邻居犯了罪，你必须揭发告官，不然一旦查出，相邻十家全部入罪坐牢。本来只是血脉上的纵向连坐被发展成地缘上的横向株连，实在让人匪夷所思。而告奸制度也非常残酷，不遵循便处以腰斩，逼迫大家相互揭发，人人都成密探，抛弃亲友，不顾情义，人人自危。
底层百姓虽然能在军功封爵制和鼓励农耕生产中得到切实好处，但商鞅制订的轻罪重罚制度也能转瞬让这得到的一切化为乌有---好不容易种地丰收了，打仗斩敌首升官了，可是法令中却有无穷的陷阱等待着你，即便再小心翼翼，也在劫难逃。在商鞅层层密布的法网条规的罗织下，底层人民很难发自内心拥戴他。
而变法在原有勋贵阶层引起的反弹更为强烈。第一次变法中最不能被他们接受的是军功封爵制---即使是秦朝的宗室，如果没有临阵杀敌，没有斩首立功，那么也不能加官晋爵。敌人的首级成了换取仕途升迁唯一的筹码。这单一的军功晋升制度，彻底毁掉了这些旧有高管的希望。
而在第二次变法中，商鞅又推行了郡县制和废除井田制，把小的乡邑集中划分成了三十一个县。这对旧有勋贵的利益损害更为直接：这之前秦国和所有诸侯一样，实行封建制，国君之下还有大大小小的领主，他们占据国中的各块土地，有自己的独立王国。而这两项制度一旦实行，这些地盘便落入国君手中，而那些被委派管理这三十一个县的县丞、县令只是行政官员，完全听命于国君，随时能被更换。这样，绝大部分土地就集中到了国君手中。这两次变法彻底剥夺了秦国原有高管的特权、财富，也使商鞅得罪了整个勋贵阶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