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时被吸收进解放军的俘虏占全军三成

事实上，中共对待俘虏的政策早已悄悄发生变化。1945年10月16日，《中央关于战俘处理办法的指示》首次阐明了中共在解放战争中执行的俘虏政策： "为了削弱国民党军队，增加我军之补充，及为了将来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俘被捕人员起见，今后凡在战斗中俘获之国民党军队及伪军之官佐、士兵及特务人员等， 均按下列办法处理：(一)一切精壮士兵，均加争取，补充我之部队。(二)一切官佐，均加争取，其愿为我军服务者，令其服务。其不愿为我军服务或坚决顽强反 我者，则加看管教育，并令其生产，一律不放回。如集中看管困难，则分散交地方政府看管教育和生产。以便将来战争结束时向国民党交换我之被捕被俘人员。 (三)一切老弱残疾，对我对敌系无用之人，则予以宣传教育后放走。(四)对于在顽官欺骗下，其士兵受我军影响尚浅，尚未明了我军俘虏政策之个别部队，在俘 虏其官兵后，加以切实的宣传教育，应适当的以其最好的一部分散放其原部队，以便扩大我军影响，反动官佐，经教育后，亦可放回几个，借以证明我党不杀俘虏的 政策。"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49页。)

这一俘虏政策与中共在土地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的俘虏政策是有很大差别的，其基本立足点就是补充自己、削弱敌人。一年后，中共在回顾前一年的俘虏政 策时用了"本人人有用之原则，基本上不释放"来概括这一时期政策的特点。"基本上不释放"使得放回去的俘虏数量有限，结果造成敌方任意歪曲中共的俘虏政 策，国民党士兵因为害怕被俘而顽强抵抗。这一政策同时意味着中共要把俘虏的吃、穿、住、用承担下来，加上有些俘虏特别是官佐不易改造，管理、教育成本很 大，以致劳民伤财，成了解放区的累赘。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对此前的俘虏政策作了调整："一般俘虏旅级以上者，进行教育，特别优待，争取做宣传号召工作，基 本上不释放。团营级以上者，送军区教育训练，争取部分为我使用，选择其中比较进步而又愿回去者，可给以任务，个别先行释放；除极顽固反动或有交换价值者 外，一律分期释放。连排级经短期训练后，除可留用者外，给以任务即时释放。对士兵俘虏内之老弱、残废、兵痞及有某些封建关系不易教育者，给以优待，于进行 简单教育诉苦运动后，仍给以简单任务释放；其余大部争取补充我军，或选择一部分进行教育后，放回做瓦解工作。"( 《中共中央对俘虏工作指示》(1946年11月1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421页。)

这一政策可以说是中共历来俘虏政策的集大成之作。一方面，它继承了土地革命时期、抗日战争时期俘虏政策的精髓，即用俘虏进行对敌宣传，瓦解敌军；另一 方面，它沿袭了解放战争初期的政策，即用俘虏来补充自己，壮大革命力量。从这个时候起，俘虏中承担对敌宣传任务的主要是军官，而士兵则用来补充中共军队。

当战争进行到1948年，由于战争的破坏和前线人力物力的需求与日俱增，各解放区普遍感到支前压力十分沉重。彭德怀反映西北军区"敌人三光政策，人民 损失五年难以恢复" (转引自王政柱：《毛主席和我们在一个战场》，《缅怀毛泽东》下，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240页。)；聂荣臻也反映华北军区"在人力物力动员上 都是最大的限度了"(《军队建设问题的报告》(1948年2月16日)，《聂荣臻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80页。)。毛泽东等中央领 导人也认为"乡村人口大为减少……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因此发出指示："今年华北、华东、东北、西北各区除个别地方原定扩兵计划准予 完成外，其余均不应扩兵……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 (《毛泽东军事文集》第4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30页。)

当时中共地方部队肩负着保卫解放区与参加生产的双重任务，地方部队升格为奔赴前线作战的野战军，必然要求补入新的兵源参加地方部队。"前线兵源全部依 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最终都需要从俘虏这一群体上作打算。因此，1948年8月发布的《中央军委关于兵源补充问题的指示》，对俘虏政策再次作了 调整："除俘虏军官与士顽仍按中央工委会议决定方针处理，给以良好教育，分批放走以瓦解敌人外，对俘虏士兵原则上应是一个不放，大部用于补充部队，小部用 于后方生产……其不能充任战斗兵者，亦可充任担架兵、辎重兵或分配后方机关服务，调换青壮人员补充前方。一般不能服兵役之老弱，应分配在解放区就业，参加 农业生产或其它生产，以增强解放区劳动力，减少敌区的劳动力。"( 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2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85页。)

从上面的论述看，在解放战争中，"愿去者遣送"没有得到真正实施，这一点也可以从俘虏遣散费中得到佐证。以西北军区为例，《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 1948年8月份经费供给标准》规定："俘虏遣散费送出边区外者，每月平均50000元。"(该文件还记载了西北野战军"一等伤员负伤每次200000 元；二等伤员负伤每次160000元；三等伤员负伤每次120000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方仲如》，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72 页)另据一些资料记载，1948年西北野战军的供给标准是："一等伤员，每次发16万元；二等伤员，每次发12万元；三等伤员，每次发8万元。" 俘虏遣散费是"送出边区以外的俘虏每人发给路费3万元"。(《洛川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8页；《黄龙县军事志》，三秦出版社 2009年版，第98页))这个金额是以1948年1月陕甘宁边区银行与晋绥边区农民银行合并后发行的西北农币来计算的，当时的物价是"猪肉1斤 42000元；清油1斤50000元；盐1斤13000元；菜1斤6000元；硬柴1斤800元"。那时西北野战军的伙食标准是"1币话愦笤蠲咳嗣吭 291500元；2泵穹蚧锸趁咳嗣吭291500元；3毙≡罨锸趁咳嗣吭474000元；4鄙嗽被锸趁咳嗣吭549000元；5敝厣肆魇趁咳嗣吭 785250元；6庇以上伤员每人每月675000元；7毙菅连伤员每人每月405000元；8蔽唇医院伤员每次负伤补助84000元；9笨头姑咳嗣刻 9717元；10币共兔咳嗣客3240元"。(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编《方仲如》，第173、170页。)在西北与中共军队作战的国民党士兵多半来自南 方 彭德怀在一份文件中提到西北野战军的俘虏"绝对多数是四川人"，补入部队后，使得西北野战军"基本上已成为南方军队"。(参见《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 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2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 251页。)，路途遥远，即便按最低的生存标准来衡量，被遣散的俘虏也没有办法靠遣散费回家。

三、人民解放军中"解放战士"的规模

到底有多少俘虏参加了解放军？解放战士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比重有多大？完全弄清这些问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便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和各中央局、各野战军负责人，在多数情况下也只知道概数，极少有准确的统计数据。1951年，周恩来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无奈地表示："我们的部队没有经过核实，虚数很大……到现在我们部队的确实数目还不能统计出来。" (《周恩来总理在全国复员工作总结会议上的讲话》(1951年2月12日)，中央转业建设委员会编印《中国人民解放军复员工作文件汇编(1950年-1954年)》，1958年内部版，第132页。)所以，本文也只能尽量通过对各种资料的解读来把握上述问题的大致情况。

解放战争时期，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在全面进攻之后，开始重点进攻。一个重点进攻方向是西北，另一个则是山东。因此，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是较早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激烈战斗的两支部队。这两支野战军俘获了大量俘虏，其部队成分也因之发生显著变化。

西北野战军是五大野战军中解放战士较早超过半数的一支部队。西北土地贫瘠、人烟稀少，稍一进行战争动员，就会达到解放区负担能力的极限。1947年初，西北晋绥分局已经"动员壮丁的十之六、七" (《晋绥分局关于春季扩兵工作决定》(1947年2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0册，第557页。)，从此，"新成分的补充从过去主要靠子弟兵变为几乎全部从俘虏兵中解放入伍" (《廖汉生回忆录》，八一出版社1993年版，第 392页。)。1947年8月，贺龙表示"现在俘虏兵占了百分之八十" (《贺龙在绥德分区县委书记联席会议上的报告》(1947年8月10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20页。)。同年11月，彭德怀、张宗逊指出："部队补入俘虏有些已超过百分之八十，有些百分之六十，平均当在百分之七十左右。" (《彭德怀、张宗逊关于攻榆及部队休整情况致军委并贺龙、习仲勋电》(1947年11月27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1册，解放军出版社2000年版，第576页。) 1949年2月，彭德怀向毛泽东报告，称西北野战军"现有九万五千人……俘虏兵约占全军百分之八十，连队比例更大，班长绝大多数是俘虏兵，排长副排长亦近半数，连长指导员各军中均有个别" (《彭德怀关于西北敌军动态及野战军部署致毛泽东电》(1949年2月8日)，第一野战军战史编审委员会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文献选编》第2册，第251页。)。

华东地区是解放战争时期全国的重点战场之一，战役频繁，越打越大，华东野战军利用俘虏不断补充自己。1947年7月，陈毅、粟裕、谭震林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到："去年俘虏四十四万中参加野战军最低估计十万，与自愿参军数相等或超过，野战军俘虏兵比例百分之四十到八十。" (陈毅、粟裕、谭震林：《关于华东建军经验向中央的报告》(1947年7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2页。)几个月后，陈毅总结："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435页。) 1948年4月，陈毅向华东野战军干部介绍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争取解放战士参军的经验和我们差不多。" (《陈毅军长在团以上干部会上的讲话》(1948年4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1册，第428页。)据这个"也"字，华东野战军的解放战士成分亦达到70%到80%。淮海战役中，华东野战军实行"即俘、即补、即教、即战"的政策，取得了一定成效。据粟裕介绍："淮海战役开始，华野为三十六万九千人，战役过程中伤亡十万五千人，战役结束时达到五十五万一千人，这中间除整补了几个地方团外，补进的主要是解放战士。" (《粟裕文选 》第3卷，军事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37页。)

中原野战军"千里跃进大别山"，转入外线作战后，也实行了"即俘即补"的政策，解放战士的数量和比重迅速提升。1948年，邓小平说："现在前方部队，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 (转引自何启君：《情系延安》，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第137页。) 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指出："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野前委关于部队情况向中央军委的综合报告》(1949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政治工作教研室编《军队政治工作历史资料》第13册，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出版社1982年版，第199页。)

东北野战军在解放战争最初一两年内，解放战士的规模比较小，这与它拥有广阔的根据地和丰富的后备兵源(翻身农民)有关。东北野战军各级将领在吸收俘虏入伍这个问题上没有其他野战军将领那么积极主动，导致东北的俘虏流失很大。1947年10月，罗荣桓感慨道："夏季攻势共五万俘虏，现在补充到部队只有八千人，在后方训练的八千人，其余的不知何处去了。"(《关于部队建设的若干问题》(1947年10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389页。 )1948年3月25日至4月16日，罗荣桓出席在哈尔滨召开的东北军区参谋工作会议，指出部队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法不够，没有将认识提高到将其看成政治任务上来"( 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538页。)。同年9月，他在《军队党的组织工作会议专题报告》中指出："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 (《罗荣桓军事文选》，第458页。)这个比重在当时各野战军中是最小的，但是随之而来的辽沈战役使其大幅度上升。辽沈战役，打了52天，主力部队除一纵伤亡较小外，几乎都有近万人的伤亡。( 参见马云鹏：《会战平津》，辽宁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页。)战役结束后，东北野战军总共补充了17万新兵，其中解放战士11万人，翻身农民6万人。( 参见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系编印《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四)，1975年内部版，第446页。)部队的成分随之发生很大变化。以三纵为例，一般连队解放战士都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参见沈阳军区政治部研究室编印《沈阳军区历史资料选编(1945-1985年)》，1985年内部版，第1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