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陕甘宁：一条皮带勒出延安Style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相当匮乏，这种情况既源于大西北的自然条件，同时又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如此，陕甘宁边区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展现了自己独有的生活特色。

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物质生活相当匮乏，这种情况既源于大西北的自然条件，同时又受到战时环境的影响，一方面大量非生产性人员迁入陕甘宁边区，另一方面又有日伪的封锁及国民党的压力。如此，陕甘宁边区人民在衣、食、住、行方面展现了自己独有的生活特色。

1943年，陕西延安开展大生产运动的誓师大会现场。 fotoe 供图

边区民众的衣着简单朴素，更谈不上"品味"，有的仅仅是遮寒保暖的功用，军装成为公职人员及青年知识分子引领穿衣的"风尚"。饮食是战时边区最大的困难，广大民众经常食不果腹，公职人员则靠基本以小米为主"供给制"生活。不管是中共领导人还是普通民众，窑洞都是其挡风避雨的独特居所。在道路崎岖的黄土高原，边区民众出门基本"靠脚"，在中共的领导下，边区的交通设施得到一定修建与改善。

[衣]公职人员引风尚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以原始农业经济为主，边区民众的衣料主要取材于当地出产作物，式样传统，布料粗糙，但公职人员与一般民众的衣着区别较大-即便是普通民众，也因阶层的不同、家庭条件的差异，在衣着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变化。比较富有的家庭有能力买到好的衣料，边区北部的畜牧业特产的衣料能制成皮衣；普通民众只能以土布为主，广大贫困阶层甚至衣不蔽体。

陕甘宁边区民众中，因性别的不同、年龄的差异和富裕的程度，衣服的样式也有所不同，"男人穿满襟土布上衣，戴黑色圆顶瓜皮帽；女人穿自制土布浅色满襟宽袖上衣；乡绅、文人及富者穿黑色绫绸或土布长袍，外套蓝色绫布或绸缎褂子，戴礼帽"。陈学昭(陈学昭，浙江海宁人，1927年赴法国留学。1938年8月赴延安参观访问，写成22万字的《延安访问记》)曾专门描述当时民众的服饰，一个老婆婆，"上身穿着黑色的丝质夹衣，下面青灰色也是带一点罗质的夹裤，裤脚管用带子束住，一双小得无可再小的金莲"。冬天，"男人头上包了一块毛巾(我们平常用的洗脸巾)，在前面扎起两个结(与四川同胞用布扎头不同)，不是我说笑话，真的像生了两只角。他们身上穿着一件翻转绵羊皮，也不用布缝就是干干脆脆的一只皮，下身穿着棉裤，裤角管用带束住，腰里面束了一根带子"。

在《延安生活片断》一书中，延安大学的燕斌则这样描述："陕北高原气候比较寒冷，冬、春风大沙土多，所以不论男女，都喜欢在腰间勒一根带子，这样既显得衣服更合身，又可防止风沙往里面灌。有些同志还设法弄根皮带勒上，女同志的皮带更窄一些，以显示女性的美。有些人勒根布袋就行了，还有勒麻绳子的。"

引领陕甘宁边区尤其是延安一带衣着"风尚"的，是一批公职人员。

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回忆，"除了老百姓外，八路军与边区政府各机关工作人员都穿青布军装……那些学生，他们穿着军装，但姿势就及不上八路军里老干部的军人样，绑腿也打得不顶好，往往很随便，也很脏，有的学生自己说在外边穿惯了西装，穿起军装来再要讲究也弄不好，那么穿着军装也要经验的"。

苏联驻延安记者弗拉基米洛夫自述毛泽东接见苏联同志时，"穿着棉布上衣，棉布裤子，同所有其他中国同志穿的服装一样，还穿着一双粗布鞋"。延安的革命女青年也都一律身着军装，陈学昭在《野花与蔓草》一文中提及，"延安的街上，没有高跟皮鞋，没有花花绿绿的绸衣服，女子同男子一样，穿蓝布军装，有的还打起绑腿。穿军装的妇女，在别处是极难得见的，可是在这里，还有怀孕穿着军装的女同志。她们有的是边区的妇女工作人员，偶然也有抗大的女生"。

为了改善边区民众的穿衣问题，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号召大力推广植棉，以增加生产布匹的原料，并发动各机关单位和广大民众开展纺织运动。即便如此，据燕斌回忆，到了冬天，"有的人棉鞋破了还穿着，有的人冬天穿布鞋，有的在脚上裹层脚布穿上草鞋，在冰天雪地里跑来跑去。布鞋破了都是自己补，不能补时将破衣裤拧成布条打草鞋。春夏秋三季，我们基本上都不穿袜子，到了冬天才穿布袜或毛袜"。

[食]牛奶猪肉按级别

抗陕甘宁边区地处西北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农业生产传统落后，再加上战争的影响，食物成为边区的稀缺资源。陕甘宁边区民众的基本饮食以所生产的农作物如小麦、谷子、糜子为原料，主要为麦面、小米、黄米等。

张闻天在《神府县兴县农村调查》中发现，神府县(陕西省面积最大的县，地处秦晋蒙三省[区]接壤地带)民众的饭食种类主要有：黑豆糊糊、炒面、窝窝、散面、稀饭、捞饭、馍、豆面条等。不同阶层的民众，饮食结构差别也较大，"贫农吃得比中农差，黑豆糊糊要稀，捞饭更少吃，吃瓜菜、洋芋更多。到青黄不接时，还要挨饿。富裕中农则吃的比中农强些。黑豆糊糊要稠，散面、炒面吃得多，捞饭三四天吃一顿，瓜菜、洋芋吃得少，过年还能吃馍，平常还有炒'菜'，吃些油"。根据家庭生活习惯及食物的有无、短缺情况，各家各基层的饮食程度也不一样。如延安川口区四乡赵家窑村，"每天吃饭二顿或三顿，吃得早，吃三顿，迟只两顿。有面时三五天吃一次，没面时十几天吃一次"。

大人们勉强吃饱，孩子们则"每星期只能吃一两次大米、白面和肉"。据1939年11月11日的《新华日报》报道，陕甘宁边区的儿童保育院，"小学部因年龄较大，购买大米白面既困难，又昂贵，所以食物主要是小米、青菜、菠菜、洋芋等，每星期只能吃一两次大米、白面和肉"。

尽管生活困难，但爱吃也会吃的中国人还是会抓住一切机会，因时、因地、因事改善饭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