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内迁血脉存：抗战时沿海工业迁渝

湖南无意收留，云南又路途过远，四川特别是享有长江航运之便的重庆，成了自上海到武汉一路"漂泊"的内迁厂商们最可行的选择。战时迁渝迁川的工矿企业，都是当年中国工业的精华，它们的集体到来，让原本以商贸枢纽闻名的山城，数年之间，担负起大后方工业中心的重任。

1938年1月25日，重庆城下半城望龙门附近的沙利文饭店，忽然来了十余位大多说着"吴侬软语"，神色却格外凝重的客人。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为避战火而西行的沿海厂商，也纷纷随之来渝。图为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这些稀客并非为品尝那儿有名的英式西餐而来，也无意与近在咫尺的聚兴诚银行(川省首屈一指的民营银行)总部的金融界老友相聚。他们是抗战全面爆发后，上海等地大批迁川工矿企业中，第一拨共14家已抵达重庆的厂商的负责人，正赶来参加一次关乎各自命运的紧急会议。

西行客 群英会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移驻重庆，为避战火而西行的沿海厂商，也纷纷随之来渝。图为重庆国民政府办公大楼。

此次会议的召集人，是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专员林继庸。不到半年前，即1937年8月11日，他出任了在沪成立的"上海工厂迁移监督委员会"主任委员。

四十出头的林继庸是广东香山人，早年赴美国纽约攻读化学，归国后受聘为复旦大学理学院院长兼化学系主任。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时，他曾给奋起抵御日寇的十九路军当技术顾问，与上海工业界尤其是机器业关系较深。

当日齐聚重庆沙利文饭店的企业家中，不乏业界一时翘楚。如我国氯碱工业创始者、江苏嘉定(今属上海)人吴蕴初，在抗战前的国内化工界，他与立足天津的"永久黄"系掌门人范旭东，并称"南吴北范"。又如毕业于同济大学机械专业的浙江桐乡人颜耀秋，他经营的上海机器厂，为沪上华资机器业之佼佼者。还有同样是美国海归的龙章造纸厂经理庞赞臣，他是清末浙江湖(州)商巨富南浔"四象"之一庞家的后人。

报社编辑出身的苏汰余，是这群企业精英中唯一的重庆本地人。他下海后赴武昌投资创业，打造"裕大华"纺织系，此次随沿海迁川企业一道回渝。来自武汉的另外两人是瞿冠英和厉无咎，他们老家都在江苏，且均为汉口申新第四纺织厂业务主管，代表赫赫有名的无锡荣家。

当时，除了先期到达重庆的这14家企业外，其余内迁各厂设备、人员，均在辗转西行途中。因战局动荡及人地两生疏，厂商面临不少难题，而国民政府方面急盼工厂早日复工，以供应军需民用。

面对心急火燎又满怀惶惑的企业界同仁，林继庸开门见山说："各厂抵渝，势如散沙，非急谋筹设枢纽，不足共策进行。"与会者因此一致决定，筹组"迁川工厂联合会筹备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