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命题：“打虎”之后的改革

综观洋务新政前五年，最高权力格局上的不稳固、改革顶层设计的缺失以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左右之争，都预示着其之后的进展充满着各种未知的变数。应当说，改革与政争的双重变奏乃此阶段的主旋律。

民国史学名家蒋廷黻先生在一篇题为《中国与近代世界的大变局》的长文中曾这样分析英国入侵中国的原因：第一，经过工业革命，"在海外开辟市场成了英国新工业的急迫需要"；第二，"自由贸易的学说随着工业革命起来了"，对于以往的各种贸易限制，英国人"看为最野蛮黑暗，非打倒不可，中国的通商制度亦在内"；第三，作为彼时毫无疑问最强大的帝国，"为维持及发展在印度的利益，英国觉得有进一步经营亚洲其他地区的必要"。

说白了，19世纪中叶以降，随着资本主义产能过剩与自需饱和，其发展战略必然转向亚太地区，这实际上就是"资本东移"的过程。恰如《白银资本》作者贡德·费兰克所讲："在统一的全球经济和体系中，'东方的衰落'和'西方的兴起'肯定是互相联系的。"

清穆宗同治帝载淳

于此中西对比的大背景下，国力衰退且饱受内乱的清政府自不是列强的对手。内忧未息，外患踵至，"两害相权取其轻"，咸丰帝只得选择与英法签订城下之盟。那么问题就来了，该如何扭转颓势？唯有改革。故洋务新政大势所趋，不得不行。

然而，改革绝非包治百病的良药，尤其是在各种关系尚未捋顺的前提下，洋务新政的前五年，便是此番光景。

渊源：排挤"大股东"的中央集权

学界通常将洋务新政启动的时间定在1861年(咸丰十一年)，因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于是年成立，标志着改革指挥机构的出现。而恰恰这一年，清廷最高层权力格局出现了严重错位。

若要讲清楚如何"错位"，尚需对有清一朝的最高权力架构演变稍作交代。首先，笔者打一个或许并不十分恰当的比喻，清廷的中央领导体制，类似于私人家族股份制企业管理模式。在这个庞大的公司中，就权力的分配而言，帝王控股，皇族是大股东，八旗满人是小股东，汉族官员属于管理层。一言以蔽之，这是董事会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结合。不过此模式的形成，亦是几经更迭。开国之际，清廷的中央决策方式乃"八王议政"。所谓"八王议政"，即满族最嫡系的皇亲贵胄一起商议军国大事，推举皇位继承人。作为国君，皇帝尚无独断专行的传位权力，故指定皇位接班人也须经过会议选举协商方能推举而出。这实际上仍是一种处在奴隶制晚期的贵族军事民主制。随着由偏居关外到一统江山的转变，"八王议政"的弊端逐渐显露。首先，在具体政务决策上，贵族集团各执己见，掣肘太多，容易导致扯皮，效率低下；更为致命的是，各位议政王都是大股东，一旦其利益或政见与皇帝发生激烈冲突，如果几人联合，就会掌握最高权力的控股权，引发政局动荡，甚至是威胁到在位帝王的统治。权力的过度制衡不利于专制时代的皇帝掌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加强集权刻不容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