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圆明园：一个王朝的坍塌

10月6日，联军进入圆明园，起初的"分赃"还显得有些秩序：蒙邦托将军和格兰特将军成立了一个两国高级军官组成的"战利品委员会"，负责"挑选出最好的物品呈送给法国皇帝和英国女王陛下，同时把最珍贵的物品保管起来，由联军日后平分"。蒙邦托和格兰特亲手选择了两柄隶属大清皇帝本人的镶金绿如意，准备献给两国君主；法国士兵在圆明园某个庭院的地窖里发现了价值80万法郎的金银锭，当即被在场的全体联军将士平分。随后，这场分赃即变成了人人参与的哄抢。"英军和法军的轻步兵、炮兵、北非骑兵、女王龙骑兵，乃至印度士兵和随军广东苦力，以及闻风而来的当地盗匪，所有人都瞪大了眼睛，贪欲中烧，无数声音在窃窃私语，最珍贵的东西被拿走了，我们也要进去，该轮到我们了，不是吗！"法军军官埃里松伯爵在日记中写道，"一声军号造就了彻底的恐慌，大家一哄而上，推开了站岗的哨兵，开始各自去搜罗自己中意的东西……人头攒动，用各种语言欢呼喊叫着，一些人埋头在皇后那一个个上了红漆的首饰匣里翻找；另一些人几乎淹没在丝绸和锦缎堆里。有些人胸前挂满了大珍珠串，把那些红宝石、蓝宝石、水晶石一股脑地往衣袋、内衣、军帽里揣。有的人抱起座钟、挂钟就往外走。工程兵为了把镶嵌在家具上的宝石取下来，动用了斧头，一些小火灾被引发了，有人高呼'救火！'丝绸、锦缎和珍贵的貂皮被毫不吝惜地用来盖灭火焰，真是一场印度吸大麻者才拥有的疯狂幻梦！"夜幕降临时，满载而归的联军将士们踉踉跄跄地回到了营房，埃里松伯爵注意到了英国人和法国人的不同："英国人有条有理，专拣宝石与贵金属，而法国人则一片混乱：炮兵们个个身上裹着皇后的丝袍，胸前挂满了满族大员的朝珠。整个夜晚，营房一片嘈杂，每个士兵手里都摆弄着各种珍稀物件，八音盒、挂钟、钟表什么的，叮叮当当，没个停，时不时伴随着大发条咔嘣断裂的凄惨声音……"

"英法用炮舰外交，即用陆军和海军的高压手段开创的不平等条约制度，使订约列强在中国获得大量特权。这种特权到1860年被确立……包括商业、财政、军事、工业和技术等方面--将带着破坏性的力量，日益加紧冲击中国传统的社会、政治和文化。"芮玛丽在《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中这样说。如果我们放宽观察历史的视界，则会发现，1860年英法联军的入侵和圆明园的焚毁，不过是在这个停滞帝国濒临崩溃时的最后一击，它自身已经罹患多种致命的慢性疾病：康、雍、乾三世长达150年的和平与繁荣，造就了人口的急剧增长，人口从1741年的1.43亿猛增到了1850年的4.3亿，而同期耕地面积则仅增长了35%，使得人均耕地面积下跌至可怜的1.86亩。由于自然灾害造成的不确定性，农户少能指望可怜土地上仅有的一点出产维持温饱，一旦为生计所迫出卖自己的耕地，很少有可能将其赎回。无数失去土地的农民涌入城镇，充当苦力、挑夫、仆役与帮工，更多的沦为盲流、土匪与无赖，这大大加剧了社会的不安定性--诸如广州作为通商口岸重要性的衰落，导致成千上万依靠茶叶与丝绸运输为生的广东"客家人"移居广西、云南，从而为洪秀全1851年发动的起义奠定了基础。更雪上加霜的是，19世纪中叶发生的大规模自然灾害更暴露了传统帝国官僚机构的无能：1849年长江中下游四省发生了洪灾；广西经历了一场毁灭性的蝗灾与旱灾；3年后，黄河在山东省境内改道。这些灾难至少波及了3000万～4000万人口。

"圆明园的焚毁，使得任何一个观察者都会认为清帝国已经走到了命运的尽头，然而在中央和地方一小批满族亲贵和地方大员的努力下，借助一项以自强为名义的近代化改革运动，奇迹般地从崩溃的边缘起死回生。"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写道。充满讽刺意味的是，19世纪60年代肇始的洋务运动以片面追求坚船利炮为开始，却有意无意充当了瓦解清帝国和持续两千年王朝体制的肇始，中国的新派知识分子很快意识到，西方军事、工业技术先进的根源，背后的助推力乃是它的现代社会制度与思想意识形态，与中国强调抽象道德的传统非竞争性社会体系以及农村经济体系水火不容。这种因历次外部刺激而展开的梯度式现代化运动一旦展开，则只有做加速度前进一途：当圆明园内余焰未灭，清廷与英法两国签订《北京条约》之时，距离其尝试改革制度的"百日维新"只有短短38年，而距辛亥革命，帝制终结，也不过区区的半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