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血亲复仇遇上国家法制：史上的法礼之辩

唐宪宗采取韩愈的意见，宽赦梁悦--杖一百、配流循州(今广东惠州)。自韩愈裁报皇帝的建议被纳，血亲复仇者看到赦免希望，客观上鼓励血亲复仇。韩愈这一"先例"对后代影响甚大，元朝不仅允许血亲复仇，而且规定被报仇者还得向复仇者交纳五十两烧埋银，以慰被害者在天之灵。宋、明、清三朝法律虽禁止血亲复仇，但仍有很多机会赦免。

近代也有一侧显例--民国为父报仇的施剑翘。1925年秋，施父施从滨(奉系军长)兵败固镇被俘，孙传芳枭首蚌埠车站，示众三日。施女剑翘立志复仇，放足练枪，1935年11月13日于天津居士林刺杀孙传芳，天津法院判决十年徒刑。当时报界沸议，冯玉祥、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政要均出面吁请，1936年10月14日国府主席林森批准特赦。1957年，施剑翘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施剑翘得赦及获选"政协委员"，至少说明"法礼之辩"尚未结束，两条价值标准还在并行。

"血亲复仇"乃人性本能，西亚、欧洲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古代法律也有类似鼓励复仇的内容。《圣经•旧约》记载古希伯莱法律："以命还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烙还烙，以伤还伤，以打还打。"(《出埃及记》第21章)一物还一物，直来直去，直观明了。

起于家族宗法的华夏文化，人伦乃立法基础，百行孝为先，两汉以孝立国，"亲亲相仇"(因尊亲而复仇)成为当然之则。因此，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掘墓鞭尸；吴越相仇，夫差勾践的故事，为历代津津乐道，悬为范例。西周司寇下设机构--朝士，父兄为人所杀，可上此机构登记仇人姓名，以后杀死仇人无罪。

有了这样的意识形态与制度性设置，当服孝死义的"刃仇"与不容擅杀的国法发生冲突时，部分社会舆论便会倾向赦免，认为于礼有据，古有成例。但另一方面，血亲复仇只认亲人不认法理，只认孝亲不议曲直，复仇矛头有时便对准执行国家法律的官吏，等于直接挑战法律的严正性，似乎也不能简单地给予鼓励。古代司徒下设专门掌司民间纠纷的机构--调人，凡有杀伤，就把仇人调开避仇，不愿离开者要抓起来，防止冤冤相报；已发生复仇，一次为限，不许循环往复，仇杀不已。

如何处理孝烈复仇与国家法律之间的矛盾，涉及维护社会稳定的两大原则，确乎有点难度。以古人笼统思维，无法厘清其间关系，长期感觉两难。当然，这一"法礼之辩"的难度，实质还是囿于鉴别能力，难于权衡轻重，惑于分清主次。而所谓认识能力，反映到司法界，即体现于如何摆放这些价值次序。血亲复仇涉及的"法礼之辩"，根柢当然还是在于"尊亲""尊法"之间的价值区别。

在15、16世纪，血亲复仇在绝大多数欧洲国家为法律严禁，说明禁止血亲复仇成为人类进入近代文明社会的标志之一。文艺复兴之所以成为西方近代文明铺垫期、之所以得到西方史学界的再三肯定，当然得有如此这般实质性内容。

按说，个人的血亲之仇与国家的社会法律，孰轻孰重，不难分辨。个体的"孝"不能凌驾集体的"法"，鼓励"孝"也得有一定边界，不能触碰法律。这些今天看来属于常识的基本认知，在古代却是一道伦理大难题。原因有二：一是我国一向哲学贫弱，抽象思考能力较低，国人容易一根筋走到底(绝对化思维)，只顾"血亲复仇"，不顾国家大法，即便士林官吏对这道情理难题都有点犯晕。二是古代法律公正性较低，人治高于法治，官吏执法差异度甚大，难以得到百姓认同，容易沦为"杀父仇人"。

人类文明最实质的内核即认识自我能力的提高，司法的精细度当然直接体现社会进步。当代法律的最高标准当然应该是：既合乎理想又顺应现实，中庸合度，平衡兼顾，维护社会和谐，体现价值导向。法礼之辩，应该不会成为当代司法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