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拱而治：中国社会基层治理的历史镜鉴

为政以德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都同统治者注重实行"德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虽曾有过诸子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但从秦汉以后思想领域便基本上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之局。

相应地说，中国的传统文化乃至道德观念基本上是由此三家的思想贯穿并影响于历朝历代。从道德观念上说，儒家道德观念主要是强调"忠、孝、仁、义、礼、智、信"的宗旨，并以此构成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道德意识；释家之道德观主要集中于"慈悲"二字，所谓"慈"乃是"与人乐"，"悲"即是"怜人苦"；道家则强调"上善若水，厚德载物"，此二者又进一步因其宗教影响而演变发展为我国民间朴素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之因果道德观，从而构成了中国大众道德观上绵延不绝的主流意识。而以上三家道德思想的共同主旨又集中地表现为提倡观念相通的"仁""善"。

在中国传统治理体系中，道德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因为，中国的传统社会很大程度上是人治社会，较少用法治来规范社会行为，那么就需要用道德来引导、来约束、来感化。历史上，封谥了很多称号，树了很多典型，目的就是为了这个。中国到底有多少个关帝庙、多少个文庙？可能谁也说不清。还有，唐宋元明清各朝各代立了多少个贞洁牌坊？这谁也说不清。可见道德在治国理政的作用之大。原因是，真正的道德，使人成为人，使人类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着深厚的治国理政、管权治吏思想，有丰富的礼法相依、崇德重礼、正心修身的历史智慧，在现代社会治理中需要延续下去。因为，一个国家要维持正常的秩序，主要是要靠法律的力量。但是，道德的力量同样是不可或缺的。道德对公民的教化作用，是法律的力量所不能够达到的。因此，一个社会要健康、稳定地发展，必定要将法治与德治相互结合，相得益彰。

法国作家雨果小说《悲惨世界》里的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颇能说明这个道理。冉·阿让因为盗窃，受到过法律的严厉惩罚，被罚做苦工。但严酷的法律并没有改变他的本性，在他逃出来后，继续为恶。直到有一天，冉·阿让认识了一位仁慈的主教，道义的力量最终矫正了他扭曲的人性。

从西方社会的发展历程来看，尽管它们非常讲究法制的确立和完善，但平等、诚信、敬业、环保等道德理念的灌输从未受到过轻视。正是由于这些道德理念的深入人心，才在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市场经济的负面效应。这说明，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道德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法治和德治相结合，治国才有根本保障。

较之西方国家，我国的德治思想和传统其实更为源远流长。早在两千多年前，孔子就说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思是说，以行政手段引导民众，以刑罚来整顿、约束民众，虽然可以使民众暂时免于犯罪，但却无法使他们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如果用道德来引导民众，用礼仪来规范民众，民众就会树立以犯罪为耻的观念，自觉地端正自己的行为。孔子的"为政以德"的理念，确立了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德治"传统。一些成功的统治者，无论是取天下还是治天下，都不忘施"仁政"、行"德治"。康德说过："有两种东西，我们对它思索越深，越有一种敬畏感：一个是头顶上的星空，一个是我心中的道德。"

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几次"盛世"，都同统治者注重实行"德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关于"德治"的治国思想和实践，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之一，虽然其中包含着人治等一些糟粕，但是其治国基本思路，至今对我们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德法相彰

秦朝也好，北宋也好，最后都没有治好，原因都是偏重一面了。

德治与法治的关系，大家知道两者要兼用。那么什么情况要重法，什么情况重德？这就像"弹钢琴"，如果你弹不好那就要出大事。

我们历史上有两个事例：一个是典型的法治--秦朝刚性治国，来源于商鞅变法的法家思想。公元前221年，秦朝在战争废墟上挺立起来，这个时候应当以休养生息的德治来教化百姓，而秦始皇尝到苛政的甜头，马车收不住了，结果15年就灭亡了。

北宋实行的是德治，重文轻武，是文人的天堂。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贬武之国策，举农工商之业。一时间，国家似乎展露欣荣，教育、经学、科技、史学等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一个文气典雅的国度诞生于柔风细雨之中。据史载，自太祖时代始，铸币叠增到年500万的数量，其两年的铸币数就要超过400年后整个明朝276年所铸之总和，而唐朝极盛的玄宗朝年铸币也不过32万贯；中国的四大发明有三项产生在宋代，唐宋八大家中有六家属于宋。举世皆赞其文化造极之盛世，经济登峰之时代。但不幸的是，赵宋集团消极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宋朝的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实质上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宋徽宗、宋钦宗两帝最后都死得很惨，这是北宋的最后结局，自然是它治国策略的必然结果。

秦朝也好，北宋也好，最后都没有治好，原因都是偏重一面了，统治者没有弹好治国的这把"大钢琴"，更没有到"治大国若烹小鲜"的份儿上。

限制权力

社会生产力、文明程度还没达到之前，不适合搞"有限政府"，或搞"小政府大社会"，但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是一个大国，历史悠久，情况复杂，治理国家涉及很多因素，我们的社会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想做什么"的问题。

西方国家在基层治理方面有其成熟的经验，那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成果，是先进理念文化的结晶，我认为不应该随便打上政治符号。"小政府大社会"的框架之下，政府的权力是有限的，除了安全、国防、外交，以及经济核心领域的问题由政府来管，其他很多方面是由社会组织来管的。这么说，并不是我们要照搬西方国家的一些做法。

目前，我们离"小政府大社会"，或者"有限政府"的要求，可能还有很大的差距，这个差距的存在并不是因为哪个政党，或哪个人在执政期间不愿意去努力、去填补造成的。我们社会的发展由于巨大的历史惯性，现在可能还没达到这种条件。这个惯性既是文化的，又是民族性的。